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著            蒋方舟译

   旅馆的女人警告老江口，他不能恶作剧，他不能把手指放在昏睡姑娘的口里，或者尝试其他类似的事情。——川端康成《睡美人》

                               一

   那一年，我九十岁。我想送自己一件礼物——和一个未成年少女狂野一夜。我想到了一个妓院老板娘，罗莎•卡巴卡斯。一有新来的姑娘，她就会通知她的老主顾。我从没有屈从于她淫邪的诱惑，不过她并不相信我原则的坚定和道德的纯洁——不过是时间问题。她不怀好意地笑着说，你等着瞧吧。

   她比我年轻一点。我很多年没得到她的音讯，她很有可能已经死了。但是第一声电话铃响之后，我认出了她的声音。我开门见山：就是今天了。

   她叹气：唉，我可悲的学者。你失踪了二十年，回来就强人所难。

   不过她立刻恢复了长袖善舞的魅力，给我提供了很多令人愉快的选择。但是，她们，说实话，都是二手货。

   我拒绝，坚持一定要个处女，在那个特别的晚上。

   她惊惶地问：你想要证明什么？

   没什么，我说。内心深处有点受伤了，我非常清楚自己能做的，和那些做不了的。

   她却不为所动，说：学者也许知道很多事情，但他们不知道全部——世界上仅剩的处女是八月出生的处女座了，你再给我些时间吧。

   灵感来时毫无预兆，我说。

   也许能等。她说，她永远比所有男人有见识，她说自己需要两天的时间在市场上做彻底地搜寻。

   我非常严肃地说，在我的年纪，每过一小时都像过一年。

   那就别想了，她毫不迟疑地说：不过也无所谓，也许这样更刺激。管它的呢，我一个小时之内给你电话。

   我不必多说什么，因为人们远远就能从我的外观看出来：我丑、害羞而且不合时宜。但是凭借着内心对自己的否定，我能变成完全相反的样子。直到今天，我打算直面自己是个怎样的人，只要它能让我的良心得以安慰，我打算从给罗莎•卡巴卡斯的那个不寻常的电话开始对自己坦诚，因为——从好的方面想——在大部分人已经死了的年纪，我开始了我的新生。

   我住在一个殖民地的房子，在圣尼古拉斯公园的阳面。在这里，我度过了我的大半生，没有老婆，没有钱。在这里，我的父母活了又死。在这里，我本打算在那张我出生的床上死去，冷漠无痛。我的父亲在十九世纪末的一次公开拍卖上买了这个房子，把第一层租给了意大利财团作为奢侈品的商铺，给自己留了第二层，他在那里和意大利人的其中一个女儿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她叫佛罗妮娜•迪亚斯•卡嘉门托斯，一个优秀的莫扎特演绎者，一个能说多国语言的加里波第人，也是这个城市有史以来最美最有才华的女人：她是我的母亲。

   这所房子宽敞明亮，有着粉刷的拱门和佛罗伦萨马赛克铺成的地板，四扇玻璃门通向一个环绕式的阳台，我母亲经常在三月的晚上坐在这里，和她表姐妹一起唱些关于爱的咏叹调。你可以从这里看到圣尼古拉斯公园、大教堂、克里斯多佛哥伦布的雕像、仓库上的码头，还有马格达莱纳河河口二十公里以内的广阔风景。这个房子的唯一缺点，就是一天之内的阳光会依次照进窗户，而如果要在晦暗光线中午睡的话，必须把这些窗户一一关上。三十二岁那年，当只剩我一人，我搬进了父母的卧室，打通了卧室和书房之间的通道，还卖掉了所有我不需要的东西——其实差不多就是全部的家当，只剩书和一架会自动演奏的钢琴。

我在《拉巴斯日报》当了四十年的电讯编辑，主要工作就是拦截空气中的短波电流和电码组成的世界新闻，然后把它们编辑成本地文章。我从这种过时落伍的工作中获得微薄津贴，甚至不如我去教西班牙语或者拉丁语。我坚持写了半个世纪的周日专栏几乎是没有钱的，那些吹捧来我们镇子的音乐家和剧作的小文章也一分钱没有。除了写作，我没干过其他的事，可是我其实并没有这命：我没有说书人的天分，也不知道怎么去构筑戏剧化的情节。而我之所以以此为营生，是因为这辈子读了这么多书，总受了些益。说白了，我在队伍末尾，没有优点与光辉，没什么可以讲述给他后代的，除了——我准备唤起我全部才华去讲述的一段记忆，关于我摧枯拉朽的爱情。

   九十岁生日的时候，我醒了，像往常一样，在凌晨五点。由于是周五，我唯一的任务就是给《拉巴斯日报》写周日专栏。我的破晓症候非常明显，就是不开心：我骨头早就开始痒，我的屁眼灼痛，像是在预报三个月久旱之后的暴风雨与雷电。咖啡在壶里煮着，我去洗了个澡，喝了一大杯加了蜂蜜的甜咖啡，吃了两片木薯面包，穿上了我的亚麻家居服。

   我今天专栏的主题，当然是我的九十岁生日。我从来没把年月看成是象征一个人所剩之寿命的漏水屋顶。我听说，在一个人死后，如果他头发里的虱子惊慌地逃到枕头上，会让他的家庭蒙羞。这刺激了我，让我在学校的时候就把头发剪得很短，剩下的几根毛我也用别人洗流浪狗的强力肥皂大力清洗。这体现出我从小就如此在乎社会名誉，以至视死如归。

   在长达几个月的时间里，我都想着不要把我的生日专栏写成庸常的对逝去岁月的挽歌，而是相反：对老年的赞颂。我以“我什么时候开始意识到自己老了”来开头，那天其实来得很早：当我四十二岁的时候，我去看个医生，说自己背后的疼痛已经开始影响我的呼吸了。他说这没什么大不了的：在你的岁数，这样的疼痛是很正常的。

   医生给了我一个同情的微笑，他说：我能看出你是个哲人。

   这是我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在通往老年的路上，但我很快也就忘了。我习惯于每天在行走时都有新的疼痛，在新的位置，以新的形式出现。我听说人开始变老的第一个征兆是开始像自己的父亲。我被判处永葆青春，因为我的马脸永远都不会出现我父亲加勒比式，我母亲罗马式的面部特征。事实上，关于年老的第一个变化来临得是如此缓慢，以至于无法察觉，你从内部打量的自己是永远不变的，但其他人是从外部观察你。

   在我五十岁的时候，当我注意到我第一次有了失忆的症状，我开始想象老年是什么样子。我会把家里翻个底儿朝天地找眼镜，却发现就戴着呢；我会戴着眼镜去洗澡；我会在戴着近视镜的时候还往鼻梁上架老花镜；有一天我吃了两次早餐；我学会去辨认朋友担心的神情——当我又对他们讲一遍我一周前讲过的故事。我内心有一张名单，上面是我认识的脸，另一张名单上是我认识人的名字，但是一旦打招呼，这些脸和名字却往往对不上号。我倒不为自己的性能力担心，因为它并不取决于我，而是取决于女人们，她们对这档子事儿可明白了。

   如今我嘲笑那些八十岁的年轻人，他们被可能出现的突如其来的意外弄得忧心忡忡，根本不知道九十岁的时候会更糟糕，其实这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这就是活着要冒的险。另一方面来说，人老了反而不琐碎，内心则永存那些真正重要的事情，这也算是岁月的补偿。西塞罗曾经敲着笔杆子说：没有老人会忘了他们在哪儿藏了财宝。

基于以上这些想法，当八月骄阳在公园的树上爆炸开来，河船载着由于干旱而延迟了一周的来信驶入港口，我完成了专栏的草稿。心想：九十岁了。

我没打算骗自己，我确实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给罗莎•卡巴卡斯打关于那个庆祝我九十岁生日的求助电话，是某种毁灭性召唤的作用使然吧。我的身体在平静圣洁中已度多年，把生命中大部分的时间都贡献给了那些不断被重读的经典书和音乐厅的乐曲。然而，那天欲火来得突然而强烈，像是上帝的旨意。在那个电话之后，我无法再继续写作，把吊床挂在书房角落太阳照不到的地方，躺下，胸口焦灼地等待着。

我曾经是个富二代，多才多艺的母亲在五十岁时死于肺痨，一丝不苟的父亲在鳏夫的床上死去。他死的那天是《尼尔蓝和平协议》签署的日子，那份协议终止了千日战争和上个世纪不计其数的内战。和平以某种无法预见、也从未被憧憬过的方式改变了这个城市。有一条叫做安可街，一度叫骆驼贝罗街，现在则叫帕西欧科尔的街道，一群解放了的女人在沿着街边酒馆享受醉酒的疯癫狂喜。这座我的灵魂之城，因为其子民的好性情和它自身的纯洁之光耀，被本地人和外来人深爱。

我从来没有不花钱和女人睡过。对少数非职业工作者，无论说服或强力，我都让她们拿了钱——即使最后她们把钱扔进垃圾堆。当我二十岁的时候，我开始记录每次做爱对象的姓名、年龄、住址和性爱偏好。当我五十岁的时候，我睡过514个女人。那时我就不再列单子了，因为身体不再允许如此纵欲，而我即使不用电话簿也能联系到那仅剩的几位。我有我自己的道德：从来不参加派对，不在公众场合勾引妇女，不分享和炫耀每次身体与灵魂的艳遇，因为我从小就清楚：无事不逃因果报应。

唯一我维持多年的不寻常的关系，是和忠诚的达米阿那。她基本上算个姑娘吧，印第安长相、强壮、笨拙、话少但真。她总是光脚，因此在我写作时不会干扰。我记得当我在吊床上读着《罗赞娜——傲慢的安达卢西亚姑娘》，我瞥见她在洗衣房弯腰干活儿，穿着一件短得根本遮不住她多汁身躯的短裙。我瞬间被无法抗拒的刺激征服，拽下她的短裙，把内裤拉至膝盖下，从后面干了她。

哦，老爷。她满腔悲恸，在我完事儿之后才说。她浑身颤抖仍勉强坚定站直。我羞辱她完之后自己也感羞耻，我想给她比最贵的妓女市价还高一倍的价格，但是她一分钱都不收。我只好把她的工资涨到每个月够搞一次的价格：永远在她洗衣服的时候，永远从背后。

有一次，我想到这些床上艳事能作为我讲述自己荒唐一生的好材料。一个题目立刻涌上脑海：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我的公众生活，实在乏善可陈：父母双亡，无望的单身汉，一个平庸的记者——在印第安人区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上四次入围决赛而从未得奖，我标志性的丑陋是讽刺画的绝佳素材。总而言之，在我妈牵着我的手到《拉巴斯日报》，问询能否刊登一篇我在西班牙语课上写学校生活的文章的那个十九岁的下午，我的一生就废了。那文章最后还是在周日副刊刊登，编辑写了热情洋溢的介绍。很多年之后我才知道，我妈是付了钱才让它及其他七篇文章发表。而当意识到羞耻的时候，我已经靠写专栏和音乐评论为生了。

我以优等成绩获得学士学位，获得了“成绩优秀”的高中毕业文凭，我就开始在三个不同的公立中学教西班牙语和拉丁文，我是个穷教书匠，没受过训练，没有假期，对那些上学只为逃避家庭暴力的孩子也没有同情心。我唯一能做的，就是用我的硬戒尺去震慑强迫他们吟诵我最爱的诗歌：

哦，法比奥。哦，多么忧伤。在你眼前的荒芜田地，阴霾山岗，曾经是著名的意大利市场。

直到我成为一个老人，我才恍然大悟那些淘气的孩子在背后给我起的绰号：阴山先生。

这就是生活给我的全部了，我照单全收，不求更多。我在课间独自吃午餐，晚上六点，我会赶到编辑室去捕捉那些从空中划过的短波。十一点，当我编辑结束，真正的生活才开始。我每周去两到三次红灯区，我睡的女人如此多，以至于一年内得过两次最佳恩客的称号。我在附近的罗马餐厅胡乱吃完晚饭，然后从后门溜进妓院。这是我的乐趣所在，同时也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感谢那些大嘴巴的官员夜晚向他们的情儿无意中说的政府秘密，从来没想到薄薄的墙壁把一切都泄露了。

当然，我也偶尔会听到关于自己的传闻，说我以鸡奸街头的流浪孩子为乐，所以才一直不结婚。我总能忘怀这些传闻，因为会听到些关于我的好事，它们带来的愉悦能抵消掉不适。

我没有亲密的朋友。一些后来变得亲近的，如今在纽约——我是指他们已经死了，“纽约”是我想象中、有罪的魂灵聚集、而不必忍受生命真相之处。我退休之后，唯一的正事就是每周五下午带着我的专栏文章去报社，其余的时间去做一下这些事：去艺术宫听一场演奏会，去我作为创始人之一的画廊看展出，去参加一些公共改革的社团会议，或者参加其他一些更重要的事情，例如法布雷加斯在阿波罗剧院的订婚仪式。当我年轻的时候，我爱去露天电影院，我们经常为银色月蚀而惊喜，或是被暴雨淋出肺炎。可比起电影本身，我更喜欢的是那些不为了名利只为了一张电影票就能跟你上床的小妞。电影从来不是我心头好，当秀兰·邓波尔也开始在银幕上发骚，我最后一点热情也没了。

我仅有的几次出游，是三十岁之前去过四次印第安区的卡塔赫纳花卉诗歌比赛，以及去圣塔玛参加萨克拉门托孟铁尔女士的新妓院开张圣典，那是次不太愉快的游艇之夜。至于我的居家生活，我吃得很少而且要求不高，当老了的达米阿那不再为我做饭，我的正餐就是报纸工作结束后，在罗马餐厅的一份土豆煎蛋卷。

在我九十岁生日的前夕，我没吃中饭，心神不宁无法看书，等罗莎•卡巴卡斯的电话。蝉在下午两点的热浪中竭力叫嚷，冲进窗的烈日导致我不得不移动了三次吊床。多年来我已经习惯在一年中最热的时候过生日，可我仍烦躁不已。四点的时候，我试图用巴勃罗•卡尔萨斯演奏的巴赫第六协奏曲让自己平静。这个以往最好的安定剂，如今却让我愈发虚脱。我在第二乐章睡过去了，节奏越来越慢，睡梦中听大提琴之悲鸣恍惚如伤怀远逝的船。就在这时，电话响了，罗莎•卡巴卡斯的锈嗓子把我拉回现实：

傻人有傻福啊，她说。

我找到了一个比你想要的还好的小东西，但是有个问题：她刚十四岁。

我不在乎给她换尿片。我开玩笑说道，没明白她的意思。

我不是在乎你，她说，你坐牢的三年里，谁来付我钱呢？

没有人会付给婊子们钱，至少罗莎当然不会。她视店里那些出售的小姑娘如待割之麦，她训练她们，榨干她们，直到她们作为毕了业的婊子，去有了年头的“黑欧菲米亚”妓院过更惨的生活。罗莎从来没交过罚款。因为她的庭院是本地政府的世外桃源，从官员到市长办公室的最底层，他们当然会满足她的一切需求。这就意味着，她唯一的顾虑是如何从她的升级中获益：嫖客本该受的刑罚越重，她对其收费就越高。最后，费用涨两比索解决了这个问题，而且我们同意我在晚上出现在她的屋子，带着五比索现金，提前付现。我不能早一分钟，因为这个小处女得先喂她的小弟弟小妹妹，把他们哄上床，还得伺候风湿跛腿的妈妈上床。

我还得等四个小时。时间流逝，我心中涌起的酸泡沫涌上喉头。我为了打发时间地打扮自己。即使达米阿那说我穿衣仪式简直像个主教，流程再繁复也是徒劳。我刮了胡子，然后等洗澡水变凉——太阳把水管加热得滚烫。把自己用毛巾擦干这个简单的程序，就又弄得我满身大汗。我为了今夜的小宝贝特意打扮：白色亚麻西装，边是蓝色的，领子上了浆，一条中国丝绸的领带，用锌漂白的靴子，金表，表链系在西服堆领的下面。我把裤子的边折了，这样就没人会注意我缩水了几寸。

   他们都说我是个吝啬鬼，看我住的地方，没人会猜我穷。可实际上，像这样的一晚，已经远超过我所能承受的了。从床下的小钱盒子里，我取出了两比索租屋子，四个比索给老鸨，三个给女孩儿，五个比索留着吃饭和其他支出。换句话说，这十四个比索是我写一个月的专栏的收入了。我把它们藏在我腰带的暗兜里，喷了点香水。然后我感觉到被惊惧的钳爪扼住，八点的第一声钟响后，我摸下楼，吓得一身汗，走向我生日前夕那光荣之夜。

   天气越来越冷了，在帕西欧大街上，一群男人站在街边一排出租车外大声争论足球。铜奏乐队在茂盛的树下有气无力地演奏者华尔兹。寻客的小婊子们像往常一样找我要烟，我给了一贯的答案：今天是我戒烟第三十三年两个月零十七天。当我经过厄尔阿拉布里奥罗，我在玻璃中瞥了眼自己：我比我印象中更老，穿得更破。

   还差一会儿十点，我爬进出租车，要求司机去摇滚国际，这样他就不会知道我的真实去处。他被我逗乐了，看着镜子里的我说：别逗了，大学者，我希望上帝让我像你一样生龙活虎。

   我们在墓地前一起出来了，因为他没有零钱，必须去图巴去换，那是一个赤贫的酒馆，穷酒鬼们为死亡泣至凌晨。

   当我付了钱，司机严肃地对我说：小心点，大学者。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水深着呢，且早已今非昔比了。

   我只能感谢他，相信他说的话，没有秘密能瞒住帕西欧大街阳光下的司机们。

   我走进一个贫民窟，那里和我白天待的地方毫无相似处。虽然一样是铺满热沙的宽阔街道，开着窗的房子，木架的墙，棕榈树的屋顶，碎石的庭院，但是这里的人们失去了他们的平静。在其中大部分房子里，每周五晚上都会有狂野的派对，鼓和打击乐使劲敲打你的内脏。50分钱，他们就能进入他们最喜欢的派对，没钱就在外面就着音乐在人行道上跳舞。我走着，害怕这块土地会吞噬我高级的行头，但是没有人注意到我，除了一个无所事事地坐在租房门口的瘦削的混血儿。

  “听天由命吧，老兄。”他真心真意朝我喊着，“操得愉快！”

   我只能谢谢他了。我在上最后一个斜坡之前，停了三次才喘得上气。从哪里，我看到了巨大的铜月从地平线顶端升起，对将要发生之事的恐惧使我胃部一阵紧缩，但很快就平静了。在街的尽头，当周遭变成了果树林，我走进了罗莎•卡巴卡斯的妓院。

  她看起来不一样了，她曾经是著名的得体妇女，我们一度想把身形巨大的她加冕为消防队长——因为她臃肿的身形，也出于她为顾客灭火的效率之高。可孤独萎缩了她的身体，皱了她的皮肤，削尖了她的声音，她成了个上年纪的小姑娘。岁月留给她的，只有一口依然完美的牙齿，包括她为了增添风情而镶了金的那颗。她为共同生活过五十年的死夫服丧，那顶黑色的小软帽则是为了生前为她拉皮条的独生子而戴。只有她的双眼，清晰犀利始终未失活力，让我意识她个性里有一部分不曾死去。

   店铺天花板悬挂着黯淡的灯泡，货柜上几乎没啥可卖的，这臭名昭著的生意连挂羊头卖狗肉的遮羞布都没有。当我踮着脚走进来时 ，罗莎•卡巴卡斯正在伺候一名顾客。我不知道她是没认出我还是碍于面子。我坐在长椅上等她弄完，在记忆里重塑昔日的她。当我们都风华正茂的岁月里，她几次拯救我于自恋和意淫。她看出我在想什么，转身向我投以让人紧张的审视目光。

   时光遗漏了你。她叹道。

   我想奉承她说：它倒没忘记你，只是让你变得更好了。

   我是认真的。她说，它甚至让你那张死马的脸活泛一点点。

   那可能是因为我换了些妓院。我为了逗乐她说。

   她瞬间愉快了：我记得你有个能吃苦耐劳的的大鸡巴，它现在什么样了？

   我回避了这个问题：距离我们上回见面唯一的不同之处就是我的屁眼有时候会灼疼。

   她立即做出了诊断：用少了。

   上帝让我用时我才用。我说。但真的火烧火燎地疼，经常是在满月的时候。

   罗莎搜了她的缝纫抽屉，拿出了一小罐绿色的膏药，闻起来像山金车擦剂：你告诉那个女孩儿把它涂在手指上。她晃着食指不知羞地说。

   我说感谢上帝，我不用那乡下药膏也能活下来。

   她嘲笑说：哦，大师，原谅我还食人间烟火。说完她继续工作去了，

   那个女孩儿十点就到了，罗莎告诉我：她漂亮、干净、有教养，不过怕得要死——她有个朋友和盖拉那里的一个搬运工私奔了，两个小时内就因为破处而流血而死。但是罗莎又承认：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盖拉的男人都像种驴。然后她又回到了她的主题：可怜的小东西，除了这勾当，她一整天都得在工厂干钉扣子的活儿。

   我不觉得这有多辛苦。

   这是男人的想法，她说。这比碎大石辛苦。

   罗莎接下来承认，她给了那个女孩一杯溴和缬草的混合物，然后她就睡着了。我害怕她泛滥的同情心又是一个抬高价码的把戏，但她说，不，我一诺千金。接下来她定了规矩：每一项服务都要求分开付款，提前付现金。

   我跟着她穿过了庭院，被她皱的老皮和裹在厚棉袜里肿胀行走不便的腿弄得心酸。满月爬上中天，世界像是潜入了一汪绿水。

   在铺子旁边，有个为公务员们的狂欢而搭的棕榈树遮篷，其下有很多皮椅，还有架在木栏间的吊床。在后院，当有森林和果树蔓延开来时，现出了六个没有抹灰泥的砖屋，麻袋充窗来挡蚊子。其中只有一间有人，那里漏出阴暗的光，还有托纳•尼古拉在收音机里唱着一首关于坠入爱河的歌。

   罗莎•卡巴卡斯叹气：波列罗舞就是人生。

   我同意，但是直到今天，我也没胆写下这个结论。

   她推开门，呆了一会儿又退了出来。她还在睡觉，她说：你必须让她多休息一会儿，她需要这个，你的夜晚比她长。

   我不知所措：你觉得我该怎么做？

   你应该明白，她以一种莫须有的平静说：你好歹是个学者。

   她走了，只留下我和我的惶恐。

   无处可逃，我走进那个屋子。我心彷徨，看到那个姑娘因为钱睡在那张巨大的床上，赤裸，无助，宛如初生。她躺在她那边，对着门，被天花板上的强烈的光芒照亮，任何一个细节都无所遁匿。我坐下，以便从床的边缘打量她，我的五感像是魔怔了。她黝黑温暖，出于卫生和美容被仔细修整过，甚至连阴部初生之绒毛都不放过。她的头发被梳理过，手指脚趾都有自然的光泽。但是她蜜糖色的皮肤，看起来却有种未经保养的粗糙。她萌芽的乳，看起来还像个男孩儿，但是已经显示出要在某个神秘的机遇爆发的征兆。她身上最好的部分，是她静静的大脚，脚趾修长敏感如手指。虽然有风扇，但她仍然浸在磷磷汗液中，随着黑夜推进，高温变得越来越难耐。

   很难在这幅浓墨重彩的妆容下知道她真正的长相，脸颊上厚厚的粉，假睫毛和烟熏的眼妆，她的嘴唇因为褐色的唇膏而显得巨大。但是这些化装没有掩饰她的特征：傲慢的大鼻子、浓眉和热情的唇。我想：真是头柔情万丈的年轻小斗牛。

   十一点，我如往常去厕所洗漱，看到这个可怜东西的衣服以一种富家闺女的教养叠放在椅子上：一件有蝴蝶印花的沙罗裙，便宜的黄内裤和塑料凉鞋。在衣服的上面，放着劣质的手镯，和一个专属处女的精致金属手环。在水槽上，有个手包里放着唇膏，一小粉盒的胭脂，还有一些松散的硬币。所有东西看起来都便宜和寒碜，我简直没法儿想世界上还有人像她一样穷。

   我脱了衣服，把衣服挂好免得丝绸发皱。在链条抽水的马桶尿了泡尿，像小时候母亲教我的那样不把马桶圈打湿的做法，尿得迅猛又精准。在我走出去之前，我在水槽前的镜子里瞥了眼自己，镜子里那张回望我的马脸，虽没有死却像去出殡的，有着教皇一样的垂肉，肿眼泡，曾经像音乐家一样的鬃毛秀发现在只剩下细细的几根。

“妈的。”我对他说，“倘若你不爱我，我还能做些什么？”

不想吵醒她，我赤身裸体坐在床上。我的眼睛已经习惯了黯红灯光，一寸寸检阅着她。我用食指从她的颈背划下，她浑身轻颤，像是竖琴的和弦。她咕哝着转身向我，我屈服于突如其来的诱惑，想用膝盖分开她的双腿。开头的两次尝试，她用紧闭的大腿来抵抗，我对她清唱：天使围在达格蒂娜的床边。她稍微放松了一点，一股暖流顺着我的血管流淌，我沉睡多年的兽性缓慢苏醒过来。

达格蒂娜，我的心肝。我恳求道，充满了欲念。达格蒂娜，达格蒂娜。她发出一声忧伤的呻吟，从我的大腿间逃走，转过背，像个壳里的蜗牛一样蜷起身。缬草的催眠药效一定是对我起了同样的作用，什么都没有发生，对她，对所有人。但我不在意，我问我自己，她醒了对我有什么好处？看到我羞耻悲伤寒冷，像一条被扒光的鱼？

午夜的铃声清晰而至，8月29日，圣约翰受难之日的清晨降临。街上有人竭尽全力地哭喊，却无人注意。我为他祈祷，以防他需要，祷告同样为我，感谢生命中所得：“不要再让人受骗，不要，未至的果远远多于已至的因果报应。”女孩睡梦中呻吟，我同样为她祷告：“生命中每件事都会依次过去。”我关了灯和收音机，睡着了。

我在凌晨醒来，不记得自己在哪儿。这个女孩儿仍然因为致命的毒而沉睡，背朝我。我模糊感应到她在黑夜中醒来，然后听到了厕所的水流声，不过这仍然可能是个梦。这对我来说是全新的体验，我对诱奸的把戏一无所知，一向随机挑选自己暖床的人儿，大多依据她们的价格而非魅力。我们毫无爱意地做爱，衣服褪了一半，大多数时候是在黑暗中，所以两人可以对彼此有想象空间。这一夜，我发现了一种崭新的愉悦：凝视熟睡中的女人，不急不慢，也没有失掉斯文的尴尬。

我五点起床，不太轻松，因为我周日的专栏得在中午前放在编辑的桌子上。我准点报时的肠胃，还在因为满月而灼痛。当我拉马桶的链条，我发觉自己过去的怨恨都沉入了下水道里。当我回到卧室，穿好衣服，这个女孩儿还睡着，脊背在拂晓之光的抚慰下，双手打开呈十字躺着十足圣母意味。

上帝保佑你，我说，拿出身上所有的钱——她的报酬和我仅剩的，放在枕头上。然后我说永别了，并亲吻她的额头，这房子，像黎明下其他所有的妓院一样，都离天堂很近。我从果园的门离开，所以不会撞见任何人，在街头烈日下，我感受到了自己九十岁生命的重量，一分钟，一分钟，一分钟地，我数着自己死前还剩下多少个晚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