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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必言论的自由

前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记者,问我如何看待新的鲁迅文学奖诗歌奖的得主周啸天?我说没读过他的诗歌。电话另一头的人说:“没关系,我给你念一首,炎黄子孙奔八亿,不蒸馒头争口气。罗布泊中放炮仗,要陪美苏玩博戏。念完了,现在,你怎么看?”

我嗫嚅半天,说:“仅凭一首诗,我不知道该怎么看?”电话另一头的人沉默了,大概觉得我无能又不配合,闷闷不乐地草草挂了电话。

挂上电话之后,自责与惴惴不安了许久:为何竟敢失语了呢?

我自己也是记者,最常做的事情,就是伸出话筒或者录音笔,殷切而深情地注视着对方,脱口而出:请问,您怎么看?问句之前,埋藏着各种得体或失礼、真诚或粗暴的话语:某某得奖或者走红,您怎么看?别人都说你抄袭/江郎才尽/作奸犯科,请问,您怎么看?

几乎所有人,都硬着头皮,咽两口吐沫艰难地表态。很少人有勇气说:我没看法。

当然,即使是没有看法,媒体也不缺新闻标题:“某对某事件无言以对”。

用福柯的话概括,就是——话语即权力。

这话没错,沉默往往代表了无知、怯懦、罪恶的共谋,因此,要说话,要大声说话,这些不够,还要“争夺话语权”,人人都是麦霸,似乎声音小了一点,就放弃了权力。

在某些时候,驱使人们发言的,除了欲火焚身的表达热情,还有不得不表态的无形压力。

社交网络滋生的自恋情结,是癌症一样的绝症,只有扩散,没有治愈的可能性。 “我该说点儿什么”的焦虑感,发生在每次事件与新闻之后。尤其是灾难、事故、悲剧之后,人们总是迫不及待地发言,愤怒、同情、诘问、指手画脚、“你看我早就说了吧”。表达的好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要足够快和具有感染性。大量自相矛盾的论题,标书混乱的诘问,赢得辩论的诀窍如同大专辩论会,重在表演性。

曾经人们只是反目,现在是全民“撕逼”。人们在社交媒体上,总是希望短时间内数个回合战胜意见不合的人,于是音量越提越高,而忽略了两个最基本的事实:第一,一个人很难——或者说几乎无法说服另外一个人;第二,喧嚣并不是得到答案的最佳方式。

喧嚣与沉默的共同点,就是都无法改变人们遗忘的速度——当一个事件尘埃落定或水落石出时,依然关注的人恐怕不到最开始的千分之一。然而沉默让我们警醒,喧嚣让我们忘形。

“当我沉默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能言善道的鲁迅也这样说。他是也感到言论的艰难了么?

而在“不必言论的自由”里,人们最需要获得的,是不必声讨自己的自由。

几个月前,金华市委常委召开民主生活会,市长自我批评:“给同志们讲杭州话过多,而讲金华话讲得比较少。”

这个场景太过熟悉,我从小开班会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批评与自我批评,每个人轮流上讲台,优等生可以糊弄过关:“我交代:我成绩太好不利于团结同学。”而成绩差的同学,不仅要交代问题,还要深入分析;不仅要承认自己错了,还要说出自己错在哪里,情到深处,老师往往还要号召大家“帮他一起分析分析”,“差生”低头站在讲台,必须对每个针对自身的意见反馈和反思,并且表示要痛改前非。

记得有一次,班里同学因为起哄女老师和男老师的亲密,而全班都被罚写“我是男盗女娼”这句话,写完一整页纸才能够走人。这是我第一次接收到这个词,懵懂不明其意却也感到其中隐隐的羞辱。

看名人在电视上痛哭流涕地忏悔、承认错误,每一个表情被截图、放大100倍看是否真诚,甚至做成表情包经久流传。在幸灾乐祸之后,也不免有些兔死狐悲的害怕。

这才是公开声讨自己的目的,是让观者觉得恐惧,而与真正的悔改往往没太大关系。

捍卫不必言论的自由,才不会被迫地沉默。

《新周刊》“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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