谣言的特点

            蒋方舟

    谣言从无到有，有三个必备的因素：本质的不真实，传播者缺乏自我规范和受众的易被迷惑，正是这三者看似巧合的“偶遇”和整合，恰恰构成了谣言产生是不可避免的——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

    谣言的本质是不真实，这是语言自身的孕育和顺产，而非偶然的宫外孕。

    怀想在远古时候，万物尚未被命名的时候，人类用唇齿的摩擦为万物起名，这只是一种人类自我的（甚至是自大）的表达，而非对本质的揭示。康德在《纯粹理性批判》中把人类的语言叫“咂叱”，说如果要有超智商的超人类听到，也会“讶然失笑”。因为语言自身就并非对事物绝对权威的定义，谣言生成几乎是必然。

    谣言的前提是传播者缺乏自我规范。老子《道德经》的最后一章是“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大有把前五千大气浩瀚之言推翻之势。这正是我所说的中国传统文化传播者的自我规范的集中投射，而它的集体丧失则是在印刷业丧失文化中心地位，而电视和网络鸠占鹊巢的那一刻起，大量的政治人物涌入电视，而谣言也终于从小团体走向了全社会。

    谣言之所以是谣言，而不是谣文或谣行，是源于话语的明确的对象性和目的性。在从个人空间升级到公共空间，从桌前伏案到被推至公共讲坛，传播者心安理得地解除了道德枷锁，开始散布“谣言”。这究竟是其隐藏已久的预谋，抑或是弗洛伊德所说的潜意识驱使？我更相信是后者。

    谣言传播的关键是受众者的易被迷惑。万物受惯性支配，我们都是唐璜口中不断升起又落下的钟摆，只有在失控的瞬间才能洞悉真理的光芒。在传播者的讲述和劝服前，信服是惯性，顺从是惯性，成为下一个传播者更是惯性。

    可悲的是，能够洞悉真理的人，却往往采用淡漠和冷笑的姿态。林语堂在《中国人的智慧》中说：“中国人有哲学和宇宙体系吗？没有，中国人最大的贡献是对他们的怀疑。”如果把哲学和宗教并称为时代最大的谣言和不真实的话，那么中国人无疑是洞悉传播者的虚伪和大众的愚蠢的莫尔索（加缪《局外人》主角）。而他，不，是我们却在天上俯视嘲笑，最终也不知道消逝到什么地方。所以，谣言之所以在社会上膨胀，是因为社会不乏狱卒，不乏良心，却缺少疾呼的声音。

    仍然是那句话：有人的地方，就有谣言。我曾幻想这个世界能破除谣言的阴云，而搅出清明的气象，笼罩这个世界的只有真理。我却悲哀地发现，真理也不过是乔装了的谣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