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我最大的困惑，就是我周围的所有人都能熟练轻松地生活，好像他们事先练习过一样。对我来说，生活在真实的世界中是我最不擅长的游戏，困难程度让我时常想沮丧地缴械：我不玩了还不行吗？

     我永远处于迷路的状态中，只要我在行走过程中钻进一栋建筑物，出来时一定昂然地走向错误的方向；我没有一次从容自然地走向厕所；我能够无意中把自己反锁在任何不可思议的空间中；每当我设置一个无助而紧急的场景，玩味一下“要是这样可就完蛋了”的念头时，我总会在一刻钟之后重现上述情境。

    我印象最深刻的一次，是高中远足去农村体验劳动。我的同学把农户家里能找到的食物都吃完了，无事可做，开始进行打牌劳动。我为了表现出脱离庸俗的一面，声称自己要去山坡上观赏农家风光。我来到一块空旷的土地，看着荒芜惨淡的荒地，也搜寻不出什么装模作样的形容词。当我准备离开时，才发现我站的并不是土地，而是农家蓄肥的粪地。那是一块极其深刻的粪地，厚到能把一个活人淹死。而我不断下陷，腿已经全部埋没。

我想着“我的墓志铭不能这么丢人”，便拼着一股狠劲奋力匍匐，终于寻找到一块坚硬的土地，得以生还，然后以屎人的形象远足十几里回到学校。

直到现在，我如何掉入粪坑还是一个谜团。连农民都很奇怪——那么隐蔽和狭小的粪池能让我找到。始终有人怀疑我是故意跳入粪坑的，这种怀疑也不无道理。因为历史上确实有这样的人。《酉阳杂俎》里有个喜欢跳粪坑的文人叫做李赤，他几次外出旅游，糊里糊涂地就往粪坑里跳，他声称是撞到了粪坑艳鬼。这和我摸着后脑勺说“我太沉醉于秀美的乡间风光”一样不可信。

     文人都是一群不断生殖出轶事和蠢事的人。康德一生活动范围限在他的庄园，离开了他的仆人寸步难行；马克·吐温少年时故意去得麻疹差点死掉；张爱玲在伯克莱，抬头看电线工能看大半天。大部分男作家都死于自我折腾，大部分女作家都折腾于所托非人。这让我刚开始写东西的时候，误以为要当作家，生活能力不能高于某个指数。

     后来我才发现，作家声称自己蠢笨，其实是他们选择了蠢笨。几乎所有作家都声称自己先天生活低能，行为弱智。其实，这都是他们的选择和勤恳地维持这份笨拙。因为愚蠢才会有故事，让自己误入险境才有题目，把自己绕进一段痛苦不堪的感情才有素材，不断地在陌生的城市迷路，走进危险而陌生的街道，生活才能发生点儿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