泡在校外

 蒋方舟

我认识一个颇有点摇滚精神的小学妹给我写信，用一种大抒情的亢奋语气，向我描述她的羡慕之情：“学校外难以计数的打口碟唱片铺是否茂盛如富有营养的野草？南门外的摇滚酒吧是否还嘶吼着最后的庞克呐喊？如果我来北京，能否在咖啡馆放映欧洲纪录片的夜晚与你相遇？”

收到这封信，我窘迫羞愧得无以附加，硬着头皮回信道：“你说的这些我也不知道耶！不过我知道学校外面有间‘我爱炸酱面’异常好吃，你来了我可以请你吃一大盆。”我犹豫了一下，又打上了一个谄媚的笑脸符号，它仍然掩饰不了我校外生活的贫瘠与干瘪。

平心而论，我在班里同学中算是积累在外游荡里程数比较多的人。就算是只买一袋酸奶，我也会挎着妇女专用购物袋，哼着小曲骑车到校外去买。在我的自我描述里，这被形容成“热爱摆脱象牙塔的束缚，感受社会的千姿百态。”事实上，我自知这只是出于我货比三家的逻辑，而不是义无反顾投身世俗浮世绘的热诚。

我也想泡在校外，在宿舍之外为自己找一个可以归属的家。

 寒冷的冬天的夜晚，我和同学吃完好大一盆“我爱炸酱面”，我突然又想到文章开头小学妹给我写的那封信，肚中饱胀，心中凄凉——去他的，我也可以摇可以滚。我对我的同学忐忑又坚毅地说：“走！我们去泡摇滚酒吧。”

步行几百米，就有一家外国人开的摇滚音乐酒吧，会请世界各地的独立音乐人来演唱，号称“地下摇滚”的摇篮。晚上六点中的酒吧除了两个酒保空无一人，满屋的大沙发有种残破的红，陈旧的木质地板走起来嘎嘎作响，在寂静的房子里听得格外清楚。我们两个弓着腰，踮着脚，小心翼翼地一边走一边偷瞄擦酒杯的服务生，猜测他有没有发现我们，像极了《阿凡提》动画片里的笨小偷。

 我们窝在二楼最不起眼的角落，看着墙上庞克嚎叫的夸张涂鸦，无话可说，只是讨论了一下刚吃的“我爱炸酱面”。一个小时之后，仍是一个客人都没有，但是楼下响起了巨大的鼓声和电吉他声，声音如此之大而难听，让我只有张着嘴大口呼吸才能缓解耳膜压力。我努力克制捂住耳朵的欲望，内心赞叹道：“这才是摇滚啊！”我还随着乐鼓没有节奏的节奏，上下剧烈地摆动着头，如同猛鬼上身，还在忙乱的摇摆中对我的同学吼道：“你也来！你也来！大家一起来！”

 马上，音乐戛然而止，传来一个中年男子的声音“鼓音响修好了，收费120。”这个乐器修理工就是我以为的摇滚之神。我的同学被我蒙受的尴尬激怒了，忿然说：“走走走，我们快出去。”我哀求道：“至少喝杯鸡尾酒再走吧。”天知道鸡尾酒是什么东西，我们在一楼的吧台坐了半个小时，两个头埋在一起研究那张黑色的酒单，像两个刻苦的差生窝在一起考试作弊。酒保大概也觉得我们十分可笑，始终站在吧台遥远的另一端，擦那个他擦了两个小时的杯子，自始至终没有抬眼看酒吧里唯一的两个客人。

 故事的结局，是我们两个臊眉搭眼地自己把自己扫地出门，临走之前，我忿恨又沮丧地在吧台抓了一大把花生米。冬天的北京天黑得很早，那天的风格外大，迎风走着脸颊都要被吹到脑勺后面去。我们相互偎依相互搀扶，走过的商店、餐厅、咖啡馆莫不用力地关堵住门，挂上“暂停营业”的招牌。我明知道关店是因为异常大风，但总有种委屈，觉得校园以外偌大的世界，竟没有一个亲切而喧杂的地方容得下我，让我能消磨一天半时。在校园以外，任何场所对我来说，都像是少儿不宜；我对任何场所来说，都像是超龄妇女。

理查德·桑内特写过一本书叫做《公共人的衰落》，里面有一章专门是讲“公共空间之死”，说到现代大部分的公共空间的用途只剩下“通过”而已，许多可以交流和消磨的场所都被拆毁。这样看，许许多多的人缅怀母校外的“堕落街”被拆，如同被摧毁了第二故乡，也的确可悲可叹。

直至今日，当初和我一起从摇滚酒吧落荒而逃的同学，已经能轻松自然地逗留在酒吧，这多少给我树立了一点信心。也许将来，我也可以在校外找到一个可以泡去时间的地方。首先，我得更新一下心里的那本“辞源”——校外的那条街不叫“堕落”，它叫“生活”。

《女友•校园版》蒋方舟专栏（2010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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