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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凌晨四点钟的自动贩卖机 

                         蒋方舟

      

       上大学之后,我培养出一套很奇怪的作息来。晚上一下课,我就一路疯狂地骑车回寝室,再一路疯狂地剥衣服,把自己送到床上。从九点开始睡,睡到凌晨两点左右起床。在一片黑暗寂静中连滚带爬地跳下床,打开笔记本,在电脑开启时寂静的嘶吼中,一点点苏醒过来。

       这样的作息很糟糕,我知道我都知道——它让我的眼袋隆重得像一双传家之宝。然而,我宁愿用阳光换沧桑,仍坚持着在大家都热闹的时候熟睡,在大家都睡死过去的时段活着,和大部分的人作息表反着来,乐此而不疲。

       这种乖僻在我小时候就很明显,绝对不是自闭症,也没什么抑郁倾向,只是习惯于这样稀薄地活着。只有生活在活人气息密度最低的时空里,才觉得自在。

       中学的时候我就是这样一副德行。我把自己的桌子搬到最后一排,和清洁工具并排坐着,教室在人员的膨胀下越来越拥挤,我的生存空间也不断被挤压,有的时候不得不一整天都和扫把撮箕维持相依为命的拥抱姿态。

       教室最后一排的角落还有座假山一样的废墟,大家看完后弃置的书和杂志全都顺手往后一甩。我每天就像拾荒者一样,在破杂志里翻来翻去,捡出几本武侠小说看。经常看完了上册之后,下册要等一个月之后才会扔过来。

       老师偶尔微服私访到教室最后一排,发现扫把拖把里还住着一个人,在积极团结的集体外还有这么个被遗忘的角落,生活着这样一个窝囊而自得其乐的人。他在吃惊之余也有点忿恨,在讲台上公开不点名批评:“有些人,不晓得为什么要把自己边缘化,要游离于集体之外。”

       上大学之后,我却发现越来越多的人和我一样,身上都印着拉风的广告语——“我在哪里生活,哪里就是无人区。”

       我们这种人的特征很明显。比起班里的同学,我们更熟悉美剧和电影字幕组的小组成员;比起食堂的师傅,我们和送外卖的小伙子互动得更亲切自然;好多年没有和人一起逛过街,但是一天查十次淘宝上买的宝贝物流送到哪儿了。常年带着耳机,用ipod把自己和世界分割开。——生活滑向这步田地,似乎是很容易的事情。不知不觉就发现身边已经没有人了,自己一个人占领了一大块无人的区域。

       孤独被告知是可耻的,所以大家上了大学之后,都抢着巴结热闹。当天色逐渐暗下来,一天进入沉寂的段落,大部分人预感到自己会开始孤独,都开始焦躁和不安,开始走家串户地邀人抵制寂寞,走廊上回荡着吆喝声:“杀人啦!杀人啦!今天谁和我一起去玩杀人?!”一大群人呼哧呼哧地奔向杀人现场,迎着夜风大声说笑,庆幸自己又躲过了一个孤独的险情。

       我错过了每一次热闹的聚会,因为孤独对我来说不是陷阱,而是机会。当它来临时我平和欣喜,恭敬地全身心迎接它。

       热闹的方式很单一,孤独的模式却很丰富。我最有存在感的片刻总是在晚上,熄了灯之后,我凑着应急灯惨白的光看书,就着电脑微弱的光写作,在呼噜声中,听到自己内心茁壮成长的声音。

    凌晨四点钟,我饿得奄奄一息,冲到楼下的自动贩卖机买东西吃,却发现贩卖机前竟然排起了队,有好几个和我一样的人,穿着邋遢的睡衣和拖鞋,面色萎靡,却眼露饥饿的凶光。我们沉默地排着队,偶尔目光相接都十分羞赧,认出了彼此是同类。我们都不太合群,我们都对嬉闹适应不良,我们都偷偷得意着自己的无人区的生活,我们都贪婪地攫取每个孤单的机会。

                                 《女友·校园版》2010年第三期 “蒋方舟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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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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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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