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方舟

 我其实是个女足球队员。我被拉进我们系的女足长达一年，参加过数次赛后的庆功或痛哭流涕活动。但是在大多数情况下，我和人抱头痛哭却并不知道眼泪为谁而流，所有对上场比赛的评论都是摇头晃脑着说“体力不支”和“战术失误”。最近系里女足队要大换血，我去上交球衣，我的队友才惊讶地说：“原来你也是队员啊？”在我参加的大部分比赛里，我只是胸有成竹地手插口袋站在场地的正中央，所有人都以为我是在穿越操场的过程中迷路了，而我以为这就是传说中的“中场”。

   我一直倨傲地保持着对足球的茫然与冷漠，这多半也是生理缺陷的产物——我是个多巴胺缺乏症患者。让我一个伪科学者给你解释一下人七情六欲运作：人大脑里有千亿个神经细胞，受到刺激之后，细胞们要一个个推肘侧耳传递着悄悄话——“喂喂喂，该高兴了！”而多巴胺就是传声筒，要是分泌得多少，细胞之间信息不通，亢奋和愉悦等等情绪全死在半路上。

多巴胺分泌得多的人，快乐都要来得敏锐些，密度大一些，也坚定一些。爽则狂笑，怒则骂娘，哀则痛哭，不爽不哀闲着也是闲着，也会无端猛烈抽搐一下。也就是俗称的球迷。而多巴胺分泌得少，快感来得又慢又迟疑，有时即使有亢奋穿越万水千山缓缓涌上心头，自己也会扪心自问：“这真的值得快乐吗？”后者冷冷看着球迷们种种动物般原始的情绪反应，球迷们瞪回去指责他们的钝感，两方永远无法和解。

   我曾是被球迷鄙视的后者，今年却想人为给自己注射些能让我狂乱不知所终的激素。因为近几年来，人们太社会，社会太现实，现实太现实。无论是社会角落里别人的悲惨故事，还是自己面对的生存压力，逼得几乎所有人都全力以赴、聚精会神地去生存，既不敢走神，也不敢叛逃，更毋论去狂欢了。

   世界杯像是一场久旱多年迟来的多巴胺的暴雨，所有人都群魔乱舞地跳了许久的求雨舞。对多年的老球迷来说，这是四年一度的少年复活，对我这样积极转型的伪球迷来说，也是一个逃离生存的高速公路出口。世界杯开始之后，学校为了整顿秩序，专门安排了一个偏僻教室夜间放球，每天晚上，我将离开熟睡的宿舍楼，静悄悄地走过上网浏览匿名发言的愤青，轻蔑地经过奋笔疾书的自习室，走向荷尔蒙充溢的看球室，我也许最后也不会成为球迷，只是单纯地，一个多巴胺缺乏者的自救，想抢在老前年轻一次。

              世界杯期间，本人放下期末考试、论文、书稿、约见、跑步等重要事务写球盲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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