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恶的先知—— 张竞生

                                        蒋方舟/文

    

     张竞生，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20世纪60年代失踪于中国文学史。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的思维终于铆足了一口气，勇闯一些禁区时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张先生就来过这儿。然而，当张竞生当年行至此处时，多半是被斥为疯子、神经以及色情狂。

第一个骂他“神经病”的大概是他的父亲。张竞生在中学结业后，渴望北上升学，父亲却让他回乡当乡绅，张竞生心生愤懑，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县衙门告了父亲“夺子之志”，打了个惊世骇俗的官司，父亲才拨款让他北上。

张竞生在北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营救汪精卫，又担任了南北议和团秘书，直到民国建立且袁世凯被推举为大总统，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他才退出政坛，到法国留学。

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攒到法国发作。他后来《十年情场》等自传详细描述过这段时光，他留学八年，他大开眼界，他猎艳无数，他直白坦荡，他回味无穷。那是与心平气和的古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况——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学的几年让张竞生的重心和视野，从早年的“政治”，渐渐偏重到对“美”和“性”的研究。

1920年，他学成回国，看到中国漫无节制地多生子女，就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主张节育，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说“此人大概有神经病”。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过“节育”。而在37年之后，历史又选择了另一位先知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两个”的新人口论。

蔡元培把张竞生聘到北大，和胡适并称哲学系两大最年轻的教授。他教的是逻辑学，在北大的讲义出了两本书，一本叫《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前者还尚且有模有式，用了许多科学分析和艺术思想，去解释美的构成和极端体验。后者则更像张竞生个人狂野的伊甸乌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几次，从国都到村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进行“选后选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爱美院”，代替国家机器和法院，惩罚所有违背爱与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

他的这些构想引起的也不尽是冷嘲热讽，社会带着犹豫的惊疑打量着这个留法学者，并不知深浅，也并没有贸然打压，一向大力引进西方学说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说“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而真正使张竞生身败名裂的，则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开，轰开那隐蔽的语境。他要编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集性史的事，题目叫《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办法》：

“……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无或和谁？你一向的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你喜欢那一样的交媾法？从春宫图看来，或由自己创造，请详细写出来。与你交媾的对手人性欲状况、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

来稿非常踊跃，短短的时间就有300多封，张竞生从中选取了七篇，附上按语，结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一舸女士”，后来成了张竞生的妻子。她诚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启蒙、初次性经历和婚后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劲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爱和婚外恋。张竞生自称个人性史平庸无奇，却在点评里给出了非常多具体、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见怪不怪的现代人看了，恐怕也难免血脉愤张。

此书出版四个月后，首先在南开中学遭到查禁，被老师从学生的枕头底下抄出来，当众烧毁；接下来天津警察局也张榜查禁，然后各个学校纷纷贴出禁令，结果反而促进了销量，这本书迅速流传。甚至连萧乾在回忆自己的初中时，也说自己白天干农活儿，晚上如饥似渴地看书，其中就包括《性史》。

这本书销量如此好，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冒的续集，打着“张竞生”的名号编些淫秽的故事装订出书。这时，社会对张竞生再没有聆听，没有宽容，甚至谈不上热烈的讨论。对他的崩塌是全方位的，不仅来源于道学家、学者，曾因为公开讨论“性道德”而遭批评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评张竞生对“性”的科学一无所知；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冷嘲热讽，而之前力挺张竞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关于美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和的法国舶来货呢……他现在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他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美的书店”，只收美女店员，只卖自己编写和翻译的书，又遭到了无数讽刺。他去讲学时，被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以“性宣传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驱逐出境，他只好再次赴法游学。

1928年之后，张竞生几乎退出了所有风口浪尖的话题，翻译出版了几本卢梭，为赚钱写了三本卡萨诺瓦式的情史回忆录，文革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他的传说。

张竞生重新被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斩钉截铁的评价。李敖曾说要写《张竞生传》，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对他的评价，大多是断章取义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话：“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被当做张竞生观念超前的证据，可仔细查证，发现这句话出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里，缘由是鲁迅班里有五六个女学生，许广平撒娇打趣地劝他欣赏：“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而鲁迅回应私有之念消除“大约是在二十五世纪”，用意不在说张竞生，而是向许广平表衷心，承诺自己一定目不斜视。

迟来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词，不过来源于一段书信轻飘的调情，说者并无心，这对张竞生来说简直和从文学史上的“被消失”一样悲哀。

无论如何，张竞生终于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义。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为了方便总会简单的归类“好人”与“坏人”，“伟岸”与“龌龊”，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画片一样无常轻率。而在我心目中，张竞生真正超前、前卫、领先于我们好多年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人口的预见，对性的开明，而是他对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与圆融。在张竞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这话即使放在几十年后，也是他最有力的辩词。

（左起为：胡适，提倡节育的桑格夫人，张竞生）

            前卫的民国（序）

              蒋方舟

      民国的空前绝后，全在于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和自我怀疑。他们怀疑自己那迂缓庄严的祖宗是错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毁灭旧的，就会被淘汰而灭亡。

      到了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 ；刘海栗，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

       除了这些姿势前倾得过头，以至于成为靶子的标志性人物。民国还有许多如今也算得前卫的气象。比如女权主义，以唐群英、沈佩贞为首的新女性为了女性参政议政，冲进南京临时参议员的会场，砸烂玻璃门窗，在受挫后还暴打宋教仁；比如艺术风格，1935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大力倡导“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画作多似莫奈和毕加索。

      民国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轻人们看到西方的发展，深感与本国的时间差，于是急速地想弥补这个落差。虽然是前卫，却是“浮游的前卫”，还没来得及扎实地真正发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黄的变局，消灭得几乎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中国人一个转身，回到某个起跑线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国飞速奔跑累积的那些里程数。

      刊载于《新周刊·民国范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