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那些苦难婊子的回忆录    

                                                      加西亚·马尔克斯（哥伦比亚） 著   蒋方舟译

                       二

    我在我父母留下的图书馆的残骸里写下这些回忆，书架因为蠹鱼日复一日的侵蚀将塌未塌。已说了太多，已做了太多，让我度过残生的，也许几本字典就可以打发了。首先是贝尼托•皮瑞斯•加尔多的《旅行札记》的头两部。另外一本是《灵山》，它帮我理解我母亲因为肺炎而扭曲的情绪。

    和我其他的家具不一样，也和我不一样，我写作的那张大桌子随着岁月流逝反而越来越健康了，因为我那个曾经在船上当木匠的祖父，是用最好的木头打造它的。即便我不写作，我也每天早上用毫无意义的精细劲儿去收拾它，以致于我失去了很多情儿。我手边有很多书做伴：两卷1903年出版的皇家学院的《初级词典》，塞巴斯蒂安德比亚斯的《西班牙语宝鉴》，安德鲁斯贝罗的语法书，在修辞学上帮助了我很多。胡里奥卡萨雷斯具有革命意义的《意识形态词典》，妙处在它解释同义词和反义词。尼古拉金加利的《意大利语词典》，帮助我理解我在摇篮中习得的我母亲的语言。还有一本拉丁词典，因为它是其他两本的母本，所以我视为自己的母语。

在书桌的左边，我为了周日的专栏放着五片碎纸片，还有为了吸墨水而装满沙的海螺，比起现代的吸墨纸，我更喜欢用这个。在右边，放着墨水池、金笔以及和它配套的香脂木的底座。直到现在，我仍然使用着母亲教我的那种浪漫的笔迹，而不使用她那个做了一辈子公证员和书记的老公的速记法。曾有一段时间，报社要求所有人都按顺序打字，这样在排字上更精确，但我从没适应这个鬼要求。我一直手写，然后让人母鸡啄食一样费劲地用打印机录入，这是作为一个老人才能享受的特权。今天，虽然退休，但没有投降，我享受着在家写作的神圣特权，电话被拔掉了所以没人能打扰我，没有审查官目光越过我的肩膀看看我在写些什么。

我独居，没有狗、鸟、或者仆人——除了总是拯救我于预期之外麻烦的忠诚的达米阿那，她每周过来一次料理我的生活，可即使在她擅长的领域，她也早失远见和聪颖。我母亲临终前，要求我在还年轻的时候娶一个白皙的女人，生至少三个孩子，其中一个女孩儿要继承她、她妈妈、她奶奶那个共同的名字。我打算遵循她的遗志，但我关于“年轻”的定义是如此多变，回过神来，我已错过。直到一个炎热的午后，当我不小心开错了意大利商人一家在帕多马屋子的门，看见了他们最年轻的女儿西蒙娜•欧提兹赤身裸体地在隔壁卧室午睡，她背朝着门躺着，转头用越过肩膀的锐利目光射向我，以致我都没来得及逃跑。哦，对不起，我嗫嚅，心脏仿佛在嘴里跃动。她微笑，羚羊般优雅地转过身，向我展示她的全部身体。整个房间都被她的狐媚所渗透。她并不像舞台上的奥林匹亚那样一丝不挂，她耳后别着有橘色花瓣的毒花，右手手腕戴着金色手镯，颈上有小珍珠项链。我想，有生之年恐怕再难遭遇如此血脉喷张的画面，现在发现，确是如此。

我猛地关上门，因为自己的笨拙而尴尬，发誓要忘了她。但是西蒙娜•欧提兹没有让这样的事情发生。她向我们共同的朋友放话，给我留挑逗的字条和残忍的威胁，造谣说尽管我们一句话也没说过但疯狂相爱。她是个难以抗拒的女人，有双野猫一样的眼睛，即便穿着衣服也像裸体一样充满挑逗，丰盈的头发是浮夸的金色，她女人的气味，让我在夜里不得不放块抹布在枕边来擦拭体液。我知道这冲动永远不会转化为爱，但是这种邪恶的诱惑是如此强烈，让我在街头寻找每个绿眼妓女来泻火。她给我留下的在帕多马床上的记忆之火光，永远扑灭不了，所以我投降了，正式同意执子之手，交换了戒指，承诺在圣灵降临节前举行盛大婚礼。

这个新闻在唐人街引起的震动大于在联谊会。开始，大家只是嘲笑，后来变成了货真价实的不看好，一些博学的女人认为婚姻与其说是神圣，不如说是荒谬。我的订婚典礼遵循了基督教对仪式感的一切要求，在我未婚妻屋子的阶梯上，装饰了亚马逊流域的兰花和悬挂的藤萝。我在七点到达，穿着白色亚麻的礼服，带着手工制作的珠子和瑞士巧克力作为礼物，然后我们聊天，一半密语一半严肃。直到十点，被一眨眼就睡着的阿珍妮达阿姨照看着。这一天，如同小说的开头第一章。

随着认识逐渐加深，西蒙娜变得越来越贪婪饥渴。当六月湿热，她会松开紧身衣和小外套，白天尚且如此，更可以想见她在夜晚饿狼扑食的饥渴。订婚两个月之后，我们已经没话可说了，她毫无预警地把孩子的话题摆到台面上，用生羊毛为新生儿钩小靴子。我作为配合的未婚夫，学着开始和她一起钩编，用这样的方式打发婚礼前一个又一个毫无意义的光阴。我为男婴儿钩蓝色的靴子，她为女婴儿钩粉色的靴子，我们看看谁猜对了。我们一共钩了足够五十个婴儿穿的靴子。在十点之前，我会爬进行李箱里，在唐人街与上帝度过平静的夜晚。

相对于在联谊会那个沉闷的夜晚，唐人街给我举办的狂风骤雨般告别单身的晚上简直是反面。这种对比，帮助我搞清楚这两个世界哪个才属于我，我希望两个都属于我，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机，因为无论我身处其中哪个世界，都会看到另一个世界如同帆船在大海远行而去一样令人心碎地离开。婚礼前的晚上，在《拉巴斯日报》报社的舞会上有一个终极庆典，那种待遇只有加利西亚沉迷肉欲的神父可以享受，所有人穿女装，戴着面纱和橘花，与我成亲。我身处一个亵神逆天的夜晚，二十二个女人都向我表达爱欲与顺从，而我以忠诚相报，直至死亡。

婚礼前一天晚上，我睡不着，因为对于恶兆的预感如影相随。午夜时，我开始数大教堂的钟声，直到可怕的第七声响起，那时我本该在教堂结婚。在第八声钟声响起时，电话铃响了，漫长、坚韧、未知，延续了一个多小时。我不仅没有应答，甚至忘了呼吸。在第十声钟响之后过了一会儿，有人敲门，开始是用拳头轻拍，后来是一个我认识且厌恶的声音大喊大叫。我怕他们会把门推到，但是当第十一声钟声响起时，我被遗留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当中。我哭，为她，也为自己。我祈祷，全心全意地，希望在有生之年不会再见她。上苍没听清我的祷告，因为在同一个夜晚，西蒙娜•欧提兹离开了这片土地，二十年之后才回来，已婚，带着七个本该是我的孩子。

我很难在《拉巴斯日报》维持自己的位置和专栏，他们把我的专栏移到了第七版。不过，并不是因为这桩社交丑闻，而是因为千禧年带来了盲目热情：“发展”成了这所城市的神话，一切都变了，飞机在天空穿梭，商人们把装信的麻袋扔进垃圾车，开始用航空邮件。

唯一没变的，是我在报纸里的专栏。年青一代像摧毁木乃伊一样对它发起了攻击，我保持着自己的腔调，对革新之风气毫不妥协，对一切异议装聋作哑。四十岁时，年轻的员工把我的专栏命名为《穆达拉老混蛋有话说》。编辑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要求我跟紧时事。他做出一副深思熟虑过的样子严肃地说：时代变了。

是的，我说，往前走了，可不还是围着太阳转么。

他保留了我的周日专栏，因为找不到其他能干的编辑。我自信自己是正确的。我们那个年代的青少年，对生活总是一副贪婪的嘴脸，忘了一开始对未来的期待，直到有一天，发现所谓未来，并非想象中的未来，这时，便开始虚伪地怀旧。我周日的专栏还在那儿，像摧枯拉朽地毁灭旧时代后伫立的废墟，他们意识到，我的专栏不仅是给老人看的，还给那些不畏惧变老的年轻人。我的专栏回到了社论版，偶尔甚至在头版。

不管谁问，我都说真话：是那些婊子们，让我没空结婚。而我永远无法解释九十岁生日那天奇怪的欲望，那时我刚刚离开罗莎•卡巴卡斯的屋子，决定永不激怒命运，觉得自己变了一个人。我的心情被那一大帮靠着公园栏杆的流民弄得很糟糕。我看到达米阿那趴在客厅擦地，相对于她的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的大腿让我心思活络了一下。她一定是感觉到了，因为她立刻用裙子遮住腿。

我忍不住问她：告诉我，达米阿那，关于旧日，你还记得什么？

我什么都不记得了，她说，但你的问题让我开始回忆。

我感觉到了胸腔内的沉重，告诉她：我从未坠入爱河。

她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有过。然后她一边继续擦地一边说：我为你哭过二十二年。

我心漏了一拍，找台阶下：我们本来会是很好的一对。

你现在不该这么说，她说，因为你对我来说没有任何好处，即使是相互做个伴儿。

离开房间的时候，她用一种最自然的语气说：你不会相信，但是——谢天谢地，我还是个处女。

过了一会儿，我发现她在房间里放满了装着红玫瑰的花瓶，还在我的枕头上放了一张卡片：我希望你活到一百岁。我嘴里一股异味，坐下来继续写我早些时候没写完的专栏。我一刻不停地在两个小时之内完成了专栏，然后像墨西哥诗里说的那样——“扭扭天鹅颈”。我写下内心深底的文字，不让任何人注意到我的泪水。迟来的灵感，我决定用一个宣言来结尾：随着这个专栏，我进入了愉快充实一生的结尾，死而无憾。

我本打算把专栏放在报社前台，然后回家。但是我没能够。所有的员工都等着为我庆生，整个建筑在装修，到处都是脚手架和碎石。但是他们为了这个派对停工，木头桌子上放了用于祝辞的酒和包装好的礼物。我被闪光灯弄得晕头转向，被摄入每张可作为回忆的照片。

我很高兴看到了广播新闻评论员，以及这个城市其他报纸的记者，其中包括以保守著称的晨报《新闻报》；还有不断用连载的激情故事来挑起民众热情的晚间小报《国民报》。他们都聚到一起并不奇怪，在挑起新闻大战时候，偶尔联络一下敌营友情是本市的传统美德。

列席的，还有审查官杰欧尼莫• 奥特加，我们叫他“讨嫌鬼”，因为他总是带着他那根掌管生杀大权的每晚都削尖的血红色铅笔在晚上九点出现，确定明早付梓的每个字符都经过他的审查。他特别讨厌我，不仅因为我与众不同的文法系统，还因为我每次用意大利单词的时候总是不加引号或者变成斜体。在忍受他四年之后，我们最终还是要违心地接受他。

秘书们推出一个插着九十根蜡烛的蛋糕，我第一次直视自己的岁数。我在他们唱生日歌的时候咽下泪水，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个沉睡的处女，那并不是一闪而过的怨念，而是对一个我以为自己不会再想起的小东西迟来的冲动。当我脑海那个瞬间过去，有人在我手里塞了把刀切蛋糕。害怕被嘲笑，没有人敢做即兴演讲，而我宁死也不愿去回应什么祝辞。作为派对的总结，我很喜欢的主编把我拉回现实。

现在，光荣的九旬老人，他对我说：你的专栏呢？

事实上，整个下午，我都感觉到它像块炭一样在我口袋里灼烧，但我一直被气氛感染而不敢用辞职信来毁了这个派对。我说：这回没专栏。

主编被这个从上世纪开始就不可能发生的失误弄得很恼火。

理解这回吧，我说，我这一晚上过得可不容易，起床也晕晕乎乎的。

你应该把它写下来啊，他用他特有的酸不溜秋的幽默感说。

读者会很想知道一个九旬老人的生活是什么样的，一个秘书插嘴说：那一定是个吸引人的秘密。她给了我一个淘气的微笑。

是么？我脸颊烧红了一瞬间。

妈的，我的脸红背叛了我。

另一个容光焕发的秘书指着我说：多美妙啊，你仍然有着会脸红的优雅品质。

她的鲁莽激起了盖过第一次的又一阵脸红。

那一定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第一个秘书说：我嫉妒死你了。她给我一个在脸上留下唇印的吻。

忠实记录我窘迫老态的摄影师最残忍。

我把专栏给了编辑，告诉他我之前说的话是个玩笑，专栏在这儿。然后我在最后一轮莫名其妙的掌声中逃跑了，趁他们还没发现那其实是我在排了半个世纪的版之后的辞职信。

晚上我回家拆了礼物之后，仍然忧虑不安。打字员连续四年送我咖啡壶，排版员送了我在市政流浪动物站领养一只安哥拉猫的许可证，经理象征性地给了我一份分红，秘书们送了我三套印满红唇的丝绸内裤，还有一张卡片写着她们很愿意帮我脱除它。我意识到，年老的魅力之一，就是这些年轻女性朋友们对我表现得轻佻放荡，因为觉得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什么关系。

我搞不清楚自己怎么会得到史蒂芬•阿斯科纳斯演奏的肖邦第二十四协奏曲的录音，大多数作家会送我畅销书。我还没拆完礼物，就听到罗莎•卡巴卡斯给我的电话，问那个我不想听到的问题：你和那个雏儿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没事儿。

你什么都不想干，甚至都没把她弄醒？罗莎•卡巴卡斯说：一个女人永远不会原谅一个对她的破处轻蔑待之的男人。钉纽扣也不可能让她累得晕倒，她只是装睡来逃避那个危险的时刻。唯一严重的是，她真的觉得你性无能，而我也很愿意替她广而告之。

我没有故作惊讶来让罗莎满意。即使真做了，我说，她半昏迷状态也太凄惨了，她应该被送去医院。

罗莎降低了声音：问题是这桩买卖也太潦草了。不过还有补救，我可以把这个女孩儿带去忏悔，然后强迫她把钱退给你。

算逑了吧。我说，什么都没发生。说实话，它恰好证明我对这种欲擒故纵的事情已经没兴趣了。这么说这个姑娘其实没错：我确实无能了。

我挂了电话，我从不知道自己还能如此轻松，摆脱了我三十岁以来的被奴役感。

晚上七点，我被邀请为雅克·博尔特和阿弗雷德·柯尔特艺术宫演奏会的荣誉嘉宾，他们的D小调小提琴和钢琴协奏曲无与伦比。中场休息的时候我听够了各种不靠谱的赞扬。我们伟大的音乐家帕德罗•比亚瓦几乎把我拽进化妆间，向演奏家介绍我，我晕头转向地开始赞扬他们的舒曼奏鸣曲有多么好，旁人立刻纠正了我。我无知地把奏鸣曲弄错的形象深刻烙在本地音乐家脑海里，更糟糕的是，我还解释会在周日专栏的乐评里纠正自己的错误。

在我漫长生命里，我第一次想杀人。恶魔总在我们耳边低语，导致我们没法在正确的时机正确应答，我回到家仍受折磨，音乐和阅读都无法减轻我的恼怒。多亏罗莎•卡巴卡斯在电话里的大喊大叫把我从崩溃边缘挽救：我看到报纸才知道你才九十岁，我以为你都一百岁了！

我恼怒道：我他妈的看起来那么老么？

她说：不是，我是很惊讶你看起来还那么精神。我特别高兴你不是那些虚报岁数好让大家以为他们保养得好得的老头子。她忽然转了话题：我有个礼物给你。

我倒有点惊讶：是什么？

那个姑娘，她说。

我连过脑子都不用，说：谢了，不过那像桥下的流水一样已经过去了。

她没停接着说下去：我会把她用印度纸包好，在汽锅里用檀香好好炖炖她，送到你屋，免费的。

我还是坚持不用，但罗莎还是固执地真诚解释，说这个姑娘准备破处那天可惨了，用针和顶针缝了两百个扣，虽然还是害怕见血的侵犯，但是已经被教育过要把破处视为应有的牺牲。在和我的一夜里，她曾经起床去上厕所，看我睡得沉就没有叫醒我，等她早上再醒来的时候，我已经离开了。

这个憋足的谎言让我很不满。

罗莎•卡巴卡斯继续说：即使是这样，这个姑娘还是很抱歉。可怜的小东西，她现在就站在我面前，你想和她讲话么？

鬼才想，我说。

我正写着东西，报社秘书给我打电话，说编辑想明早十一点见我。

我一向很准时。装修的嘈杂让人无法忍受，空气被锤声、水泥灰、焦油气弄得稀薄，编辑室的人已经把它看成常规嘈杂了。编辑主任的办公室却永远冰冷寂静，是一个理想的世界。

编辑马尔科图里奥三世，还跟个毛头小伙子似的，他看见我进来了，还在站着打电话，越过桌子和我握了握手，示意我坐下。我猜测电话另一头其实没有人，他只想用这种闹剧来糊弄住我。不过很快我就发现他在和本地长官电话，而且是一场艰难的博弈。我想他还得在我面前做出精力充沛的样子还真挺勉强。

他有故作精干状的恶习。他刚过二十九岁，懂四门语言，有三个跨国硕士学位。他并不像那种揭竿而起后任命自己为终身领袖的农民，他的祖父就是一个颇有经验的记者——不过是在靠当了人口贩子致富之后。马尔科看起来有教养，有惊人的英俊且肢体协调，唯一露馅的就是他装腔作势的口音。他穿着一件运动夹克，领口别着兰花，衣服异常合体。无论街道气候如何变化，他的办公室始终如春。我花了两个小时来穿衣服，贫穷却让我始终无法体面起来，我能不愤懑么。

桌上放着一张报社成立二十五周年时的员工集体照，每个后来死去的人的头上都被画了一个叉。我是右数第三个，头戴草帽，戴了条珍珠别针的领带，照片里那种士官一样的胡须一直留到了四十岁，像远视的神学院学生戴的金属框眼镜我半个世纪之后才丢弃。我在不同的办公室都看过这张照片，但今天是我第一次读懂它背后的内涵：最早的48个员工中，只有四个还活着了，其中最年轻的还在服多重谋杀罪的二十年刑期。

编辑放下电话，看到我正在看那张照片，他笑着说：这些叉可不是我画的，我也觉得这样很不合适。

他在办公桌后坐下，变了语气：你是我认识的最难料的人。他预期到我的反应，接着说：我这样说是因为你那封辞职信。

我结巴道：我都干了一辈子了。

他说那辞职也不是个好的解决办法，他说专栏意义非凡，专栏中关于老年所说一切都是他读过最好的文章，没道理以一个公民之死的姿势来终结它。幸运的是，当已经排好版，“讨嫌鬼”读了辞职的文章就决定它不能见报，他没有任何人的同意就用马克笔把这个文章从头到尾画了个大叉。他说自己早上发现后给政府写了个抗议信，因为这是职责所在。他说咱们私下说，我其实还是很感激审查官的蛮不讲理，因为这样就意味着不用接受这个专栏的终结。他说我求求你了，不要在海中央弃船而逃。最后，他大手一挥：关于音乐，我们还有很多可以写的内容嘛！

他的坚决，让我不敢用反对来加大我们之间的分歧。实际上，我没有理直气壮地拒绝这单调工作的胆量；而答应他，不过又延长了我的惶恐。我用尽力气控制自己，他才不会看到我窝囊地又流泪了。如是，在这么多年后，我们又回到了最初的位置上。

剩下的一周，我整个人沉浸在迷茫中。路过流浪动物站的时候，用排版员给我的许可证领养了一只猫，我和动物一向处不来，就像我和对一切了然于心却装聋作哑的婴儿一样。我不讨厌他们，但是我忍受不了他们，因为我没学过怎么对付他们。我觉得那种比起老婆，与狗更处得来的男人简直违反天性，你想想看：教狗怎么吃东西怎么在固定的地点大小便，跟狗说话，甚至和狗分享自己的悲伤。但是不领养这只猫好像是不给排版员面子，更何况，它还是安哥拉猫中好看的一种。有蔷薇色闪光的毛，明亮的眼睛，还有欲说还休的叫声。他们给了我一个篮子，里面放了一本像组装自行车指南一样的主人手册。

军事巡查员在查每个要穿过圣尼古拉斯公园的行人的身份。我之前从没见过这样的事，也难以想象有什么比被人检阅我的衰老更让人沮丧的事了。这是个四人小分队，头儿是个看起来还没成年的小伙子。士兵出身于贫瘠的高原，都是些强硬而沉默的年轻人，三句话不离本行。长官盯紧了他们安第斯山地的高原红脸蛋儿。在看了我的身份证之后，一个士兵要看看我在篮子里装了什么。

一只猫，我说。

他要看。我小心翼翼地把篮子掀开生怕猫受惊逃跑，但是这个小战士想看看篮子底下还有什么，猫狠狠挠了他。

长官过来干预，说它真是安哥拉猫中的明珠。他轻抚着猫喃喃细语，猫没攻击他，可也没搭理。它多大了？他问。

我不知道，我说。我刚收养。

我问是因为它看起来好老，起码有十岁了。

我想问问他是怎么看出来的，还想问些其他的事情。但是他的夸夸其谈让我没什么胃口。

我猜测它是被抛弃了，然后被倒卖了个好价钱。他说，观察它，不要让它去适应你，而是你去适应它，尽量别去管它，直到它培养了充足的自信。

他盖上篮子的盖子问我：你是做什么的？

我是个记者。

你干了多长时间？

一百年了。

我猜也是。他跟我握手告别，留下一句不知道是建议还是威胁的话，说：小心点儿。

下午，我拔了电话中，以便在精致音乐中暂得逃逸：瓦格纳的单簧管狂想曲、德彪西的萨克风狂想曲、还有布鲁克纳灾难性作品中宛如伊甸绿洲一样的弦乐五重奏。恍惚间，我就发现自己被包裹在黑暗中。在桌下，我发现有东西滑过，不像是什么活物，反而像刷过我的脚的超自然力量，我跳起来大叫。原来是那只神秘而柔情的猫用它的尾巴划过我。我不寒而栗——我和一个非人类生活在一起。

当教堂的钟敲响第七下，蔷薇色天空又迎来一个新的平静开始。船忧伤远航。我想唱诵关于存在或消逝之爱的千古难题。我难抑冲动，缓慢谨慎地拨电话。在第三声之后，我认出了那个声音：好吧，婆娘。我轻叹道：原谅我早上的脾气。

她平静地说：别担心，我一直期待着你来电话呢。

我说：我想要这个女孩儿像初生婴儿一样等着我，但是脸上不要化妆。

她的笑声里全是喉音，说：随便你，不过你丧失了一次脱她一点点儿衣服的乐趣。不知道为什么，很多老同志喜欢这么做。

我知道，因为他们在一点点儿变老。

    好吧，她说：那就准时今晚十点，在她的热火儿冷却之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