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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鈥溍遭澱给一个杂志整理的,很多“名言”都是十三四岁写的,那时候超喜欢制造“名言”。汗!

有关学校

   学生把课堂搞成情景喜剧表演场,老师想把课堂搞成神圣肃穆的教堂。
   妈妈们到学校,一般干三种事:送衣服,送早餐,送文具。虽然很温暖,但没一件是体面而且受到亲生儿热烈欢迎的。
   当了小辈子官,我认识到:跟人民关系越密切的官越难当。这个意思不是说,跟人民关系不密切的官就好当。
    其实我们并不是不喜欢和老师在一起,只是有了老师,就难以自在,不能讨论我们最热衷的八卦新闻,不能对某个特别骚的女生进行背后的“圈点”,得要围绕老师喜欢的话题说,既不能冷落了老师,又要让每个随从都有发言的机会。带了什么好吃的东西,还得立刻进贡给老师。
   我发现,人在订计划时,像被终极催眠一样,变得不清醒而激动,体内流淌着一股新鲜的血液,以为自己是假面超人。就像我们订“新学期新打算”时一样,在打算里,自己过的是干净用功的生活,于是,我们便真的以为自己的人生可以从此“翻开一页崭新的篇章。”

    在学校,没有人的尊严不会被伤害。我的后座太过敏感,什么型号的伤害都用尊严来挡,也难怪她的尊严伤痕累累。
   我们班的调皮男生有两种,一种是在老师背后竖中指,然后等待众人哄笑,最后认为自己很帅;另一种是在老师的背后竖中指,然后埋怨众人为什么还没开始哄笑,等众人反应过来了之后,认为自己很帅。和老师作对,也许是因为老师的权利比他们大,所有神圣的、严肃的、尊严的、比自己优越的东西都是可以用来嫉妒和调戏的——用来平衡自己的心理。
  学生跟老师作对,原因可能很难被老师理解:只不过为了挽回上次被老师大声数落之后,在同学哄笑中损失的尊严。
   老师所在的位置——高人一等的讲台,风水实在特殊。我每次下课时站在讲台上,总是感觉到自己的整个气质都不一样了,陡然被拔高了一截,渴望拿着教鞭指点江山:“冯圆,闭上你的嘴!”“杨非雪,把头缩回去!”“何伟业,你给我滚出去!”
   当学校里有帅哥的时候,不仅学校有看点了,人生都变得有希望了。所以,我提议咱们学校应该招一些超级帅的帅哥,把长得帅也做为一项特长。
   只要女朋友的团体超过4个人(含四个人),就一定会破坏铁三角,出现“你要是跟谁玩,我就不跟你玩了”之类的话语。不会像刘邦的几个拜把子兄弟一样亲如手足。

     在校园里,只有两件事可以干,那就是看和被看。”看上和被看上的过程变得很简单,你和一个五官完整的异性不小心对视一眼是邂逅,对视两眼是艳遇,对视三眼就可以准备进行恋爱长跑了

有关媒体和娱乐
   由此可见:人一见到记者刷刷地往本子上记录,一想到自己的尊容将要通过黑洞洞的镜头,钻进千家万户的电视机,被无数双忽闪的大眼睛瞧着,他的血就往脑子上冲,不知道自己是谁,北在哪儿,就满嘴跑舌头,出豪言,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
    尤其是在看别人接受采访的时候,我无比坚信一个事实:人是由猴子进化而来的,给个竿就顺着往上爬,后果就是让人看到了逊而又逊的尾巴。
    想跟名人谈恋爱是因为和名人在一起你觉得尊贵,觉得刺激,觉得自己在演电影,觉得周围有很多眼睛。但你知道自己只是寄居在电影中,所以你只是先混个脸儿熟,伺机让自己成为电影。
   人每倒霉一次,大众就会更理解你一点儿。只要你坚持慢慢站起来的姿势,就能够翻身。
    每个小孩儿都应该上一次电视,哪怕一秒钟。以后,不断地回放这段录像,直到把包括自己的那条新闻,变成属于自己的故事片。年老的时候看,简直像另一个新生的自己,那个自己是不老的、精良的、一百个好看的。
    记忆是最不可靠的。对于自己来说,是宁可信其有;对于听的人来说,是宁可信其无。(电视访谈中)撒谎的记忆让每个人都很高兴:观众很高兴觉得自己融入了天开云散的催眠境界;主持人很高兴得到了一段劲爆的历史;讲述者本人最高兴,可以继续甜蜜地和撒谎的记忆相依为命。
    偶像不完美依然是偶像,因为一个人没有丑闻是不正当的行为。

 有关写作

   作家又不是太监,不是靠检查身体就能验证的。没有人能够参观我一趟,就证实了“蒋方舟是‘作家’”这一事实。
   在我生活的世界,有一种说法:“一万个人里边,只有一个天才。剩下的人,要想引起别人注意,就只有靠吆喝,靠抢钱,靠谄媚,靠脱衣服,靠装病态,靠扔炸弹,靠扣大粪……”我一直坚信自己是个少年天才,我不容许自己不坚信。因为我不想叫卖,不想装病,不想讨好,也不想长出“临终之眼”——许多人是在他们就要死的那一瞬间,才开了点悟,刚想到一点普通的人生感慨,比如 “要与人为善呀!”就嗝屁了。
   他们(指一些业余作者)分别向我展示了“写作的渺茫性,艰苦性,赔钱性”,向我解释了“写作这种行为的不可解释性。”。不过我写文章是因为我想说话,而且我觉得能说出话来。
   心灵干枯的人偏要写下充满感情的文字;满脸胡子的大汉偏要伪装成小女子;不擅讲笑话的人偏要讲笑话,为的是挣一口气,显示自己够复杂,够文学化,够多样化,用于填补自己的不够自信的那一面。
    这个作者不成熟——他的作品,他的年龄;这个作者什么都缺,他的技术,他的经历。但是最不缺的就是生猛、狠气,于是他不管不顾地杀出来了。他手持自己打造的武器,身上没有任何铠甲,脸上没有任何面具地杀出来了。作者成熟了,就失去了那样强烈的,讲述自己的欲望。他藏得更深了,他更懂得自卫了,耍剑耍得密不透风,我无法再亲近他。
   是否是好作家甚至是大师,要取决于是良知在前还是文学水准在前,哪个是先发生的。答案就是:文学水准在前的作家才是好作家。有的作家是为了成为好作家,才努力培养自己的良知,培养自己的悲天悯人,这就像跑步之前的压腿运动一样,这样的良知和悲天悯人是不正确的。只有成为好作家以后,自发的难以控制的悲天悯人才是正确的。
   伟大的作家,最后留下来的,是他的人还是他的作品?我认为是他的人。
   很多理论家和哲学家,平生所做的事情不过是在做字眼的争吵。
    写作是不需要观众的,也不需要各种夸张的辅助动作。写作是一件样子丑丑的、动作枯燥的单人运动。
    我认为离远古越近的人越聪明,因为他们想事情总是从天地万物的本源想起,而不是像后来的很多人,想到几十年前流行齐膝的裙子,就想不动了。
   有很多人以为自传性的电影和自传一样,放在这个人生命的最后来拍,是一番总结陈辞。但实际上,个人自传性的电影一般是作者的处女作。因为,个人经历是他们最想倾诉的东西,他们把它们放在喉咙最靠前的地方,最靠近嘴巴的地方,一有倾诉的途径,他们第一个吐出的就是它们。
    是有“每天24小时都在写东西”这回事的。以为自己已经脱离伏案写作状态的时候,那些即将写出来的东西,还是藏在自己众多思想的背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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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蒋方舟

312篇文章 6年前更新

1989年出生,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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