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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怪恶的先知—— 张竞生

                                        蒋方舟/文

 

     怪恶的先知

     张竞生,1888年生于广东省饶平县,20世纪60年代失踪于中国文学史。很多很多年之后,当我们的思维终于足了一口气,勇闯一些禁区时才发现:原来几十年前,张先生就来过这儿。然而,当张竞生当年行至此处时,多半是被斥为疯子、神经以及色情狂。

第一个骂他“神经病”的大概是他的父亲。张竞生在中学结业后,渴望北上升学,父亲却让他回乡当乡绅,张竞生心生愤懑,就走了四十多里的山路,到县衙门告了父亲“夺子之志”,打了个惊世骇俗的官司,父亲才拨款让他北上。

张竞生在北京追随孙中山革命,参与营救汪精卫,又担任了南北议和团秘书,直到民国建立且袁世凯被推举为大总统,决心与孙中山同进退的他才退出政坛,到法国留学。

他把自己的所有青春都攒到法国发作。他后来《十年情场》等自传详细描述过这段时光,他留学八年,他大开眼界,他猎艳无数,他直白坦荡,他回味无穷。那是与心平气和的古中国完全不同的境况——情感满天飞,满地融溢磅礴的感受。留学的几年让张竞生的重心和视野,从早年的“政治”,渐渐偏重到对“美”和“性”的研究。

1920年,他学成回国,看到中国漫无节制地多生子女,就给当时的广东省长兼督君陈炯明上了一份条陈,主张节育,每对夫妇只生两个孩子,违反的就要处罚,他甚至连节育方法和节育器具都写得很清楚。陈炯明说“此人大概有神经病”。在此之前,从未有人提过“节育”。而在37年之后,历史又选择了另一位先知马寅初,再次提出“只生两个”的新人口论。

蔡元培把张竞生聘到北大,和胡适并称哲学系两大最年轻的教授。他教的是逻辑学,在北大的讲义出了两本书,一本叫《美的人生观》和《美的社会组织法》。前者还尚且有模有式,用了许多科学分析和艺术思想,去解释美的构成和极端体验。后者则更像张竞生个人狂野的伊甸乌托邦:比如每年一次或几次,从国都到村的各级行政单位都进行“选后选妃”;比如成立“美的政府”和“爱美院”,代替国家机器和法院,惩罚所有违背爱与美精神的人事;再比如用情人制代替婚姻制。

他的这些构想引起的也不尽是冷嘲热讽,社会带着犹豫的惊疑打量着这个留法学者,并不知深浅,也并没有贸然打压,一向大力引进西方学说的周作人甚至表示佩服,说“在中国这病理的道学社会里高揭美的衣食住以至娱乐等的旗帜,大声叱咤,这是何等痛快的事……”

    而真正使张竞生身败名裂的,则是他把“美”引申至“性”,火力全开,轰开那隐蔽的语境。他要编纂《性史》。1925年秋天,他在报纸上登了一则征集性史的事,题目叫《一个寒假的最好消遣办法》:

…算到今日曾与若干人交媾?无或和谁?你一向的性量大小,兴趣厚薄,次数多少。你喜欢那一样的交媾法?从春宫图看来,或由自己创造,请详细写出来。与你交媾的对手人性欲状况、性好、性量、性趣等请代为详细写出来。尚望作者把自己的“性史”写得有色彩,有光芒,有诗家的滋味,有小说一样的兴趣与传奇一般的动人。

来稿非常踊跃,短短的时间就有300多封,张竞生从中选取了七篇,附上按语,结集出版。其中第一篇《我的性经历》的作者“一舸女士”,后来成了张竞生的妻子。她诚实地描述了自己的性启蒙、初次性经历和婚后的性生活。其他投稿也生猛劲爆,大大咧咧地涉及少女同性爱和婚外恋。张竞生自称个人性史平庸无奇,却在点评里给出了非常多具体、大胆而且富有想象力的办法,来增加男女情趣。即使见怪不怪的现代人看了,恐怕也难免血脉愤张。

此书出版四个月后,首先在南开中学遭到查禁,被老师从学生的枕头底下抄出来,当众烧毁;接下来天津警察局也张榜查禁,然后各个学校纷纷贴出禁令,结果反而促进了销量,这本书迅速流传。甚至连萧乾在回忆自己的初中时,也说自己白天干农活儿,晚上如饥似渴地看书,其中就包括《性史》。

这本书销量如此好,市面上出现了许多仿冒的续集,打着“张竞生”的名号编些淫秽的故事装订出书。这时,社会对张竞生再没有聆听,没有宽容,甚至谈不上热烈的讨论。对他的崩塌是全方位的,不仅来源于道学家、学者,曾因为公开讨论“性道德”而遭批评的周建人,毫不留情地批评张竞生对“性”的科学一无所知;翻译过《性心理学》的潘光旦冷嘲热讽,而之前力挺张竞生的周作人,也表示失望,说:“先前的张竞生,还从法国带得一道隐身符来,我们所见的不是他本人,他之前关于美的思想恐怕是东凑西和的法国舶来货呢……他现在只使人感到不堪的丑恶:真是丑的话,丑的行为。”

1926年,张竞生被迫离开北大,他在上海开办了一个“美的书店”,只收美女店员,只卖自己编写和翻译的书,又遭到了无数讽刺。他去讲学时,被浙江教育厅长蒋梦麟以“性宣传罪”的罪名拘禁,又被驱逐出境,他只好再次赴法游学。

1928年之后,张竞生几乎退出了所有风口浪尖的话题,翻译出版了几本卢梭,为赚钱写了三本卡萨诺瓦式的情史回忆录,文革之后,江湖上再也没有他的传说。

张竞生重新被关注,不过是近几年的事情。但始终没有重量级的斩钉截铁的评价。李敖曾说要写《张竞生传》,也不了了之。能找到的对他的评价,大多是断章取义的片段。其中被引用最多的是鲁迅的话:“张竞生的主张要实现,大约当在二十五世纪。”这被当做张竞生观念超前的证据,可仔细查证,发现这句话出现在鲁迅和许广平的通信里,缘由是鲁迅班里有五六个女学生,许广平撒娇打趣地劝他欣赏:“记得张竞生之流发过一套伟论,说是人都提高程度,则对于一切,皆如鲜花美画一般,欣赏之,愿显示于众,而自然私之念消,你何妨体验一下?”而鲁迅回应私有之念消除“大约是在二十五世纪”,用意不在说张竞生,而是向许广平表衷心,承诺自己一定目不斜视。

迟来的,奠定一生的重要判词,不过来源于一段书信轻飘的调情,说者并无心,这对张竞生来说简直和从文学史上的“被消失”一样悲哀。

无论如何,张竞生终于被重新提及,以先知的名义。我们在回看历史时,为了方便总会简单的归类“好人”与“坏人”,“伟岸”与“龌龊”,为故人的正名,也像翻画片一样无常轻率。而在我心目中,张竞生真正超前、前卫、领先于我们好多年的地方,并不是他对人口的预见,对性的开明,而是他对人性提前了多年的和解与圆融。在张竞生尚未被妖魔化之前,他曾写下这样的话:“怪恶在艺术上只可视为伟大的别名,或则为其阴影,是助成而不是忤逆,是统属而不是独立。”这话即使放在几十年后,也是他最有力的辩词。

怪恶的先知
(左起为:胡适,提倡节育的桑格夫人,张竞生)

 

 

 

 

            前卫的民国(序)

              蒋方舟

      民国的空前绝后,全在于速度——所有旧的东西被快速摧毁,被新东西飞沙走石地席卷覆盖。

    几千年来,在中国人的观念里,最丢脸的事莫过于“不肖”,即不像自己的祖先。到了晚清末年,天朝的衰落和西方的崛起,让中国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羞耻和自我怀疑。他们怀疑自己那迂缓庄严的祖宗是错的,是低劣的,是自己受辱的原因。达尔文“进化论”理论的引入,更加速了恐慌——不毁灭旧的,就会被淘汰而灭亡。

      到了民国,在短短几十年内,所有重大的哲学问题被重新思考,个体的生活方式被神经质地更新换代,各种先进与激进齐齐冲出水面,无所畏惧。李敖曾经列举过民国的三大“文妖”:黎锦晖,他1927年写了中国的第一首流行歌曲《毛毛雨》,歌词里因为有“小亲亲不要你的银,奴奴呀只要你的心。”而被视为黄色歌曲 ;刘海栗,他第一个提出在教室里公开进行人体写生;张竞生,他登报向大众征集性经验,编《性史》。

       除了这些姿势前倾得过头,以至于成为靶子的标志性人物。民国还有许多如今也算得前卫的气象。比如女权主义,以唐群英、沈佩贞为首的新女性为了女性参政议政,冲进南京临时参议员的会场,砸烂玻璃门窗,在受挫后还暴打宋教仁;比如艺术风格,1935年在广州成立的中华独立美术协会,大力倡导“超现实主义”和“野兽主义”,画作多似莫奈和毕加索。

      民国的速度多少有些歇斯底里,留洋的年轻人们看到西方的发展,深感与本国的时间差,于是急速地想弥补这个落差。虽然是前卫,却是“浮游的前卫”,还没来得及扎实地真正发展,就被40年代末天地玄黄的变局,消灭得几乎荡然无存。自此之后,中国人一个转身,回到某个起跑线重新前行,清零了民国飞速奔跑累积的那些里程数。

    

      刊载于《新周刊·民国范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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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方舟

蒋方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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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作家,《新周刊》杂志副主编。获“人民文学奖”“朱自清散文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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