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者的武器
                        蒋方舟

      千百年来，无权者的抗争究竟是什么样的？课本里永远只说揭竿而起只求玉瓦俱碎，然后从无权者一跃成为有权者。然而，那些一直处在底层的泥土般的人民，却从来没谈过他们的抗争，只是敷衍地说“勤劳坚韧的中国人”。
       后来，我看了美国著名农民研究专家詹姆斯斯科特的两本书：《弱者的武器：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和《支配与反抗的艺术：隐藏的文本》。他说，从历史上看，由于政治成本太高，农民真正的反抗是相当稀少的。作为政治上的无效阶级，农民的反抗体现在日常生活中，他们的武器是偷懒，装糊涂，开小差，诽谤，纵火，怠工等等。
         农民使用这些无声的抗议作为隐藏的文本；而被反抗的当权者，则用进一步退三步的妥协、暗中雇流氓、贿赂等等方式，作为自己隐蔽的话语。在历史的大舞台上，这两方似乎没有交流于交锋。然而，在幕布后，在后台，两方却躲在自己的族群内做着无声的交易。
        这种隐蔽的交易看似二一添作五，但实际上对于弱者是百害无一益。比如一个遭受极端不公平的弱者，习惯后台作业，没有任何规则和能力能够报复强者，只好将愤怒发泄在更弱的人身上，强者就会以保护多数人利益和维护社会公正的名义将其严加惩处。弱者依然伶仃，强者却增加了合法性。
       2010已到末尾，如果今年悲情依旧的话，至少有一点值得欣慰，随着“上访不如上网”“围观改变中国”之类新觉悟的苏醒，“后台暗语交易”被摆在聚光灯下，弱者渐渐亮出了武器，只有这样，才有改变游戏规则的可能。

                                     狼人

                                  蒋方舟

      复旦18个驴友，逃票，去爬还没开发过的野黄山，半夜迷路，打电话救援，黄山出动了200个以上的警力去救援。过程中，民警张宁海为了给女生举手电（也有说法是为了让路）站在悬崖边，不慎坠崖。

      去年5月份，同样是复旦登山协会，组织去牯牛山，同样是“探险（逃票的婉约说法）”，走失了一个学生，当地同样出动了近200个警力搜救，终于把人营救出来。那时候的领队叫做石翔，是复旦登山协会的创始人。今年黄山民警牺牲之后，石翔作为过来人，对本次的当事人同学传授经验，让他应该学学去年成功的危机公关，言下之意是说本次事件是个公关能力的练兵场，石翔还说“经过这次，登协是你的了”。

      同一个石翔，在自己的页面上悼念的话是：“为远往的善良勇敢的魂灵，和那些不得不继续艰辛地孤傲前行着的人。”

        同一个石翔，是复旦2010年的毕业之星，他感言里说：“我们是国家甚至世界的脊梁，文能提笔安天下，武能上马定江山。”

    复旦十八驴当事人的幼稚与草率已经被讨伐得太多，已经有了德高望重状的群众高呼：“放过孩子！”而我更感兴趣的，是石翔这样的人，在我眼里他并不是怪物，我对这样的人反而太熟悉了，在高校中登顶的往往是这种人：与人斗其乐无穷，一点点蚕食自己的良心——这样才能无负重地一路上行，

     有人说上一代是喝狼奶的一代，充满了仇恨。而这一代的成功者们，连狼奶都不用喂了，他们已经成了新一代的狼。

                                             道德的成本

                               蒋方舟

         我见过一份唐朝公务员放假安排表，觉得他们的假期真是又长又诡异，比如：父母住在三千里外，每隔三年有三十天的定省假（不包括旅程）；父母亲去世，强迫辞官三年；亲身授业的老师去世，给假三天；个人的忌日，给假三天。

     放的假很多，我只拣了这么几条。看完之后，我第一反应是：真是人性化管理啊。继而又觉得不对，更合适的说法是，社会通过制度，在支付道德的成本。

     我们一直以为道德是人性一种隐蔽但是确凿的存在，在个人身上，一经挖掘就大放光明，招之即来，挥之不去。但道德是需要成本的，宽泛地说，我们要去掉身上的动物性就要付出代价，比如原始，老人不顶用了就扔到山上自生自灭，周公之后，才觉得需要花钱花人，把老人养起来。细致地算，道德当然需要时间成本，比如：如果我老师去世，我到底要不要去送行？去，就要请假，请假就要扣钱，扣钱就要落后于别人，落后就成了弱势群体，成了弱势群体就得很难翻身……如果在唐朝，社会则默许我去祭奠，去料理后事。

      唐朝的放假安排，现代人看起来未免觉得虚头八脑。可这些社会制度，像绳索，牢牢地拴住“道德”的社会认同不至于崩塌。而现在社会增加了生存成本，拒绝支出道德成本，发现社会崩溃，便慌慌张张地五花大绑，试图用绑架的方式去系住已散成沙的人心。

                       刊发于《羊城晚报》蒋方舟专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