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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制一切抵制

抵制一切抵制

蒋方舟

今年已经过去了快一半,我发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这么长的时间里,似乎没有一部引起广泛讨论的艺术作品,无论是电影音乐还是文学戏剧。那么人们精神生活的内容是什么?是新闻,接二连三、骇人听闻的新闻。我的手机新闻客户端每天有几条头条新闻推送,而几乎每条都让人忍不住大声念出来和周围人分享,满桌咋舌惊叹。

我们进入了新闻可以满足一切耳目视听需求的时代。

而在今年各种新闻引起的反应当中,最经常看到的一个词就是“抵制”。

从MH370失联开始,社交媒体就开始了“抵制马来西亚”的呼声。某个时尚杂志在微博上发起了一场“百位明星名人为生命尊严呐喊”的活动,许多演员、歌手转发微博,“呐喊”道:“真相在哪里?”“马来西亚还我真相!”

真相还不明,他们却笃定被马来西亚政府隐瞒掩盖,而他们的“呐喊”对于飞机的搜寻也没有任何帮助,或许整场活动值得安慰的一点是:他们看起来很正义。

“抵制马来西亚旅游、产品、电影、明星!对他们实施经济制裁!”每个人的社交空间里都几乎能看到这样的呼召,“转给你身边的同胞!”宣言这样说道,好似一人少花一块钱,就能饿死马来西亚人。他们或许不知道的是,马来西亚的槟城,华人就占40%以上,而且大部分是经商为主。所以很有可能“饿死”的是自己人。

中国人变得有钱了,这也是很多“经济制裁”来得更有底气的原因。而从积贫积弱变成了巨大经济体的另一个副作用,就是过度敏感的自尊心。《时代周刊》上形容等待马航消息的家属是“新中产阶级”“日晒过度的脖子和不合体的西装”,一切国人认为是对中国人国际形象的侮辱,“抵制高贵冷艳的《时代周刊》!”他们说。

因为台湾的“反服务贸易”而抵制台湾,因为“幼童当街便溺”而抵制香港——不过这有些尴尬,香港到底是自己人,这就像北京抵制上海一样。于是开始抵制杜汶泽,因为他出言嘲讽挑衅大陆网友。

“抵制(boycott)”一词,来源于一个19世纪的英国人查尔斯·C·杯葛(Charles cunningham Boycott),他从英军退役后,任爱尔兰某个县的房地产经纪,他所管辖的土地被选为土地改革的试点,改革由爱尔兰政治家发起,向地主要求更便宜的租金和固定租期,然而查尔斯·杯葛公开反对这项改革,他拒绝降低租金,并且开始驱逐佃户。

土地改革的领袖说:“如果有人通过把别人赶走占有一块土地,那么无论你们在路上、在商店、在公园里、在市场上,哪怕是在做礼拜的地方遇到这个人,都不要理睬他,把他从道德上进行放逐——— 把他和家乡的其他人隔离,就像他是一个麻风病人,你们必须把你们对他所犯罪行的憎恶表现出来。”

不久之后,杯葛一家就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不允许进入商店,洗衣店不给他服务,连送快递的小哥都威胁,如果他继续,就要动用暴力。

“抵制”一词,从一开始就满溢着民族主义的意味:杯葛首先是英国人,其次才是房地产经纪。

中国最早的抵制运动发生在1905年,缘由是美国与1882年通过了第一个排华法案,禁止中国劳工在10年内进入美国,在此之后,又有一系列更为严苛的歧视政策。中国国内开始发生巨大的反弹,二十多个城市发起了抵制美货的活动,游行比比皆是,传单诗歌遍布街道。还有一个年轻人在美国驻上海领事馆前服毒自杀,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城市抗议活动中的第一名烈士。

为期两年的抵抗美货带来多少出乎意料的结果:它反而刺激了日本德国厂商的市场份额,抵制结束之后,美货的销量不减反增。

1905年到1931年不到30年中,平均两到三年,中国就会出新一次抵制外货的活动。抵制运动,毋庸置疑是民族意识的苏醒。在共同抵抗外部敌人的过程中,民族共同体的情感,前所未有的清晰与强大。

在可以回忆得起的过去,我们抵制过美货、日货、台湾、菲律宾、家乐福、星巴克、脱口秀主持人jimmy kimmel、美国著名青年歌唱表演艺术家Justin bieber……我记忆里最奇怪的一次抵制,是某年的圣诞节前夕,来自北大、清华等名校的十位博士联名发出一份倡议书,主张“抵制圣诞节,驱除西方文化的不利影响”。

在我的理解里,抵制的对象应该是强权、欺凌、不公正的待遇和排挤。当抵制的对象是圣诞老人和过于脆弱的自我,那么,我抵制“抵制”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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