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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事中国2013(未删节版)


 蒋方舟/

 

2013年的中国以一个“梦”开头。年初,领导人提出“中国梦”的概念,地方成立了“中国梦办公室”,中宣部说:“要让‘中国梦’进教材、进课堂、进入学生的大脑。”

这让人想到阿尔巴尼亚作家卡达莱的小说《梦幻宫殿》,他虚构的国家中,有一个叫做“梦境管理处”的部门,用以搜集、解析、审查人民的梦,以防有对国家不利的潜意识出现。

人们被规定做梦,却不知道该梦些什么,四顾心茫然。直到5月份,各大网站上出现一篇《专家解读中国梦区别于美国梦的七大特征》的文章,指出:“美国梦是个人的富裕,中国梦是国家的富强。”

人们才恍惚明白过来:我有一个梦,不过它和我没什么关系。

在梦的笼罩下,这一年过得“像雾像雨又像风”。世界变得破碎了,人们的经验不再连贯,人们的记忆变得模糊。

2013年并非是不热闹的,发生过四川雅安地震、H7N9疫情、石油管道爆炸、济南中院的世纪审判,然而人们对它们遗忘的速度前所未有地快,讨论的热情前所未有地低。公共议题的讨论,随着微博等公共话语空间的萎缩,迅速地黯淡下来。

2013年是矛盾的。胡萝卜和大棒齐飞,威吓与让步共存。人们分不清是该失望,还是该再度燃起希望。各种政策与趋势似乎是朝着好的方向,然而生存的焦虑又确凿地存在着。一头雾水中,沉默的人成为了大多数,另一部分的人,学会了隐蔽的双重表达:

喜(rén)大(jiān)普(bù)奔(chāi),

 

 

         城市生活的失败

 

    20131122日,青岛黄岛的中石化地下输油管道发生爆燃,一共造成了62人遇难。

在随后发布的新闻照片里,爆炸后惊魂未定的老百姓神情焦急询问着每一个外来者:到底发生了什么?为什么泄露?为什么爆炸?是否还会有爆炸的危险?

——在看似稳固而沉默的水泥地下,到底有多少错综复杂的线路?它们隐藏着怎样的危险?青岛居民在石油管线爆炸事件中表现出的恐慌,只是人们无知的一个缩影。这是一个不能细想的问题:我们对于自己已经生活了几十年的城市,到底知道多少?

我们的父辈,当年如摩西出埃及,厌倦农村生活的简单而单调,跋涉至城市,换来的是城市生活溃败与风险。

焦虑最大的来源是未知。雾霾今年由华北蔓延至半个中国的国土,波及25个省份,100多个城市。

对于确切的污染源是什么,专家没有统一的认识;雾霾会对人体造成怎样的危害,暂时没有权威的报告解释;如何能够抗霾,人们当下能抓住的唯一救命稻草,来自卖空气净化器的厂家。

在无可奈何的阴翳之中,人们只能从冷嘲的幽默感,以及患难以共的共同体中找到些许的安慰。

治理霾本身也是一团雾霾,它涉及利益集团、地方、企业、公众情绪等诸多因素。虽然如此复杂,但政府治理雾霾的动力依然很大,除了平息公愤以外,另外一个治理动力在于:雾霾甚至导致了国家管理危机。

11月,香港《南华早报》发新闻称:北京斥巨资建起全国性监控网络,使警方得以监控主要城市的每一条大街。但随着雾霾天气出现得愈发频繁,监控头甚至无法穿透漂浮物。这引起了很大的治安危机:老大哥看不清你啊!

在真正的改变来临之前,人们寄希望于每一次大风,心中存在侥幸:“霾很快就会过去。”愚蠢的事情并不会因为其愚蠢而消失,不合情理的事情,也不会因为它的不合情理而绝迹。或许我们应该珍惜“雾霾”仍然是关键词的日子,当它正式跨入生活的门槛,成为我们的一部分时,或许那才是真正应该感到恐惧的时刻。

不要小看遗忘的力量——年初,黄浦江上漂浮900多头死猪,人们在淡忘这个新闻之前,依然不知道到底是谁把猪们逼上了绝路。

环境问题在2013年集中了所有的公众不满,但是暂时没有一种变为公民运动的契机。成都作家西闪因为环境问题批评成都市政,导致多次被警方问询,最后只能从家乡移居。成都从一座“来了就不想走”的城市,变为了“你批评了就得走”的城市。

——或许是因为这样,让市民们觉得闭嘴、戴上口罩才是最好的选择。

 

恶棍列传

 

2013年,公众愤怒被分解,成为了个人恐怖主义元年。

这是城市底层的绝望与疯狂爆发的一年:从“厦门BRT公交爆炸案”的嫌疑人陈水总;到纵火烧了黑龙江敬老院、致死11名老人的王贵;再到成都公交杀5人的李年勇。

他们的共同特征是没有生活来源,有严重的心理和性格障碍,孤独、贫困,一身病、一身债。选择成为个人恐怖主义者,是因为他们的绝望,不是通过“冤有头、债有主”的报复就能够平复的,而是要摧毁整个由仇恨和屈辱构建的环境。

生无可恋,是因为无以为生。贫民谋生之路,除了打工,就是摆摊。在中国,摆摊这条路被城管这样一个模糊的执法机关堵住,今年,城管和小贩之间的暴力升级,湖南临武城管打死瓜农,广州城管执法被砍7刀 ,沈阳杀城管的夏俊峰在今年被判处死刑。

在杀与被杀的循环当中,仇恨是唯一的增量。而城管与小贩,只是城市生活中紧张与对立关系的极端体验。除此之外,外地人与本地人、“杀马特”和“洗剪吹”与城市白领和精英、无权者与有权者,都是对立的存在,是彼此的恶棍——前者企图融入城市生活,后者拒绝他们的融入。

这是一场看不见的、缓慢进行的战争。

不得不承认的事实是,虽然生活在同一个城市环境中,看到的却是截然不同的世界。如同在北京井底生活了10年的王秀青,人们看不见他的悲惨,就侥幸地以为那并不存在。

中产与底层保持着谨慎的距离。向往稳定生活的中产,敏锐地从底层无法挣脱的困境中间嗅到了不安定的暴力气息。

 

中产阶级的日子也并不好过。

社会阶层中,金字塔尖的人有30多套房,20多个身份证,10多本护照,因为有众多的选择而无所担忧。金子塔底的人,被微薄的收入困于生活的牢狱之中,无从选择。而金字塔中最庞大的一部分——中产阶级,则处于最尴尬的位置:选择还是被选择,这是一个问题。

美国乔治梅森大学经济学教授Tyler Cowen称,经济衰退时,60%的失业者属于中产阶级。那么,在经济结束衰退开始复苏的时候,新增就业中有73%属于低收入工作。

中产阶级发现自己面临一个可悲的事实:无论是稳定和混乱,自己都无法从中获益:稳定的社会现状,他们面对的是经济衰退、金融危机、通货膨胀的压力;社会变革,他们担心“打倒土豪分田地”的幽灵重现。无论哪种情况,他们都无法保全自己积攒的财富。

于是,一时间,移民取代了房价,成为了饭桌上的第一大话题。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与故土一拍两散。或者说,他们在某种程度上重归故里,来到一个更接近理想中精神故乡的地方。

一走了之、一拍两散,并不像表达上那么容易。人并不是那么容易地在一片崭新的土地上重活一遍,而更加有可能的是在社会当中丧失位置的失落。你消失在人群当中,不再重要,孤独而疏离。

大多数人在自己不符合移民条件的情况下,选择让自己的子女出生在国外,铤而走险,自己如侧畔千帆过的沉舟。

 精英离去,其势滔滔。若移民潮继续下去,那留下坚守的,就只有既得利益者与无从选择的社会底层,社会的不公并不会消失而会愈加巩固,越发让人丧失信心,焦虑与失败感越发深重,如同一块早已不适宜耕耘的贫瘠土地,种了一茬又一茬的庄稼,总有什么也种不出来的一天。

年底,各大门户网站猛推网文《没有了祖国,你将什么也不是》。然而,更多人的心态类似于昆德拉语:“我们的脚正在走向我们自己选定的终点,哪里有自由哪里就是我的祖国。”

 

 

            反转剧

 

2013年,许多调动大众情绪的案件,进入了“最终季”,那些主角:薄熙来、王书金、丁书苗、李天一、夏俊峰,也都迎来了各自角色的大结局。

在“the end“的字幕出现之后,有时仍然会有出乎意料的反转。

因为女儿被逼卖淫愤而上访,被送去经劳教的悲情母亲唐慧,起诉湖南永州劳教委,她获得胜诉之后,《南方周末》发文,斥责唐慧的谎言与偏执,妨碍了司法公正。

同样遭到质疑的,还有另外一个悲情的女性:夏俊峰的遗孀张晶。质疑有两部分,一部分是认定夏俊峰儿子的画是抄袭或者代笔——这些画曾经作为儿子怀念父亲的载体,提供了对夏俊峰温情与同情的慰藉。另一部分,是遗孀张晶转发的一条微博,照片上被标为“夏俊峰”的人实际上是击杀城管的退伍兵小贩崔英杰。

随着质疑声浪提高,舆论也发生了偏向。人们怀疑遗孀张晶在欺骗舆论,一夜之间,人们觉得自己受到了利用,而迅速收回了自己的同情。

人总在寻找一个完美的受害者来寄托所有的同情:冤屈、诚实、高贵。而真实的情况可能是: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

受害人眼里只有一个抗争的对象,他们同意忽略的事实是:观众同样在审判着他们的人性。受害人一旦被挑出道德瑕疵,那么他们就不再有伸冤和控诉的权力,而必须首先澄清和证明自己。

公众一旦觉得受到利用和欺骗,便迅速倒戈。

2013年最后的反转剧,是10月《新快报》以头版大字“请放人”“再请放人”为其被抓的记者陈永洲请愿,获得了海内外的一致支援和同情。3天之后,剧情一转,陈永洲承认收50万元的贿赂。

这件事背后的真相到底如何,如今已经无法得知。人们忽略了办案过程中的程序正义这些“小节”,而沉浸在“原来他才是坏人”的恍然大悟中。

记者曾经是掌握着提问这个神圣权利的人,如今,他们丧失了提问的道德正义,变得灰头土脸。

从唐慧到陈永洲,2013年对于舆论场中的“弱者群体”与“受害者”,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他们在呼召公众同情之前,首先面对的是严格的道德检查和质疑。

2013年,对于公知与媒体人来说,也或许是一个重要的分野:从此之后,煽情、问责、发表异见,都变成一件要承担多重压力,且吃力不讨好的差事。

 

 

           过于喧嚣的沉默

 

   2013年,是公共议题的讨论热情迅速黯淡的一年。

   关于公共议题的讨论,定格在5月份,微博关于“宪政”问题的讨论上。自此之后,大众娱乐、绯闻、商业营销占据了重要的版面。   

   当然,这并不是什么坏事,公共空间或许和私人生活存在着某种此起彼伏的关系:当人们不再依赖虚拟空间时,朋友与家人的重要性或许得到凸显;当人们不再谈论生活的时候,他们在真正的生活。

   当人们逐渐回归电视、家庭、正能量的时候,异见人士们正在经历一个最漫长的寒冬。

   组建“公盟”的许志永博士7月因涉嫌“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被拘禁,并被正式起诉。商人王功权以同样的罪名被逮捕。

   被以强硬姿态对付的,不仅有这些以理性、耐心、建设著称的“温和派”,还有以言论为生的“大V”们。八月,千万粉丝的@薛蛮子 因嫖娼被抓。大V的厄运由此开始,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们被抓的被抓、被封的被封、生病的生病,失业的失业。剩下仅存的大V们,皆如惊弓之鸟,噤若寒蝉。

   1970年中期,哈维尔发现自己处于一个“后门世界”中:他发现自己以及一系列有名气的作家和艺术家(也可以被叫做大V),从来不曾被捕,而另一些不那么有名的人却受到当局迫害,他公开发言,拒绝这种特权,并于1977年因《七七宪章》被捕,成为唤醒公民意识的转折点。

   如今的大V被抓,自然不能与30年前的捷克斯洛伐克相提并论。然而,天真的知识分子期盼着,它或许可以类比“美丽岛事件”:把自己投掷,换取平静水面上溅起的水花以涟漪。

   令人失望的是,这些事件并未引起如想象中大的震撼,反而加速了公共议题的边缘化。不仅没有刺激公民社会的孵化,反而加速了它的瓦解。

   大V的退场,并不使普通人成为英雄,“谣言转发500次被拘”发令的发布,把所有普通网友都放置在和大V一样的恐惧之中。

   被动的缄默,成为主动的缄默。

   伊朗女作家阿扎尔·纳菲西在其自传《我所缄默的事》中,把缄默分为不同的形式:“专制国家强迫百姓所保持的缄默,不但窃取他们的记忆,改写他们的历史,还把国家认可的身份硬塞给他们。或见证者的缄默,他们选择忽视或保持不说出真相。或被害人的缄默,他们的默契,有时反而使他们成为发生在自己身上罪行的共犯。”

   回忆起过去一年,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少年。甘肃张家川的初三学生杨某,因为发微博经质疑该县一名男子非正常死亡案件有内情,被公安拘留,成为“转500次”被抓的第一人。幸运的是,他在被关押后不久获释。

我们无须在这个少年身上加诸太多溢美之词。对美德的过分赞美,反而会成为对罪行的间接歌颂。对他人勇气的夸奖,其实是为自身怯懦找了托辞。

杨某获释当天,他的父亲说:“你没做错事,干嘛表现地像犯了罪,把头抬起来!”把头抬起来,尊严的恢复,或许是对抗恐惧的一个解药。

 

 

 

 

         一锤定音

 

117日的《华尔街日报》发表一篇文章,题目为《为何说中国可能在本周末永远改变》。文章把将要到来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看做几十年来中国可能出现的最大事件。

根据文章的分析,改革并非没有动力。官民双方有着共同的不满:对贪污腐败和道德沦丧的不满是共同的;对环境污染的不满更是共同的,还有,无论官民,都缺乏安全感。

官员的没有安全感,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比百姓更甚。济南中院对于薄熙来的审判直播,是一年下来全国收看率最高的剧集:桃色、谋杀、腐败,甚至连里面“一块昂贵的、可以生吃的肉”都成为了人们好奇的词。

根据最高检察院公布的报告,从18月,129名官员被立案侦查,平均2天,一个厅局级以上的官员落马。

9月,河北省省委班子连开几天大会相互揭发和自我检讨,开得热火朝天,开得涕泗交流。

对贪腐的惩治既是对百姓的安抚,又是政治需要。而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公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则是一次协商与让步。

“废除劳教”“单独二胎”“自贸区”这些决策,让许多“改革派”的知识分子把这次大会的重要性、改革力度之大和十一届三中全会作比较。

本次改革,和十一届三中全会,都有顺应历史潮流的举措。但目的不同,上次改革启动了经济上的腾飞,这次改革,考虑的则是如何平滑地着陆。上次改革解放了知识分子的思想,而这次改革之后,很多知识分子都被销号了。

在社会发展的火车上,老百姓关心的是往左拐还是往右拐,知识分子关心的是打左灯还是打右灯。而开车的人清楚:他不能同时满足两类人的要求。

“中国梦”照进现实并非在路边立几个招牌画那么简单。改革空间是狭小的:既要保持经济的高速增长,来巩固的统治基础,同时又要控制通胀、戳破泡沫,来赢取稳定的社会秩序。既要打击利益集团,又不能放松对社会的管理。

矛盾与撕裂显而易见。

傅高义在今年出版的《邓小平时代》中提出了一个问题,“很多中国领导人显然认为,邓小平把经济的快速增长与老百姓拥护的增强联系在一起是正确的,但他们也担心一个终极的“假如”:假如在增长步伐放缓之前,他们无法在解决个人自由、更独立的媒体和司法、惩治腐败这些问题上取得进展,那将会发生什么?”

2013年底,与其等待着如何改革,或许回答傅高义的问题更为迫切:然后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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